“人民”的文学——从1954年《人民文学》看50年

第一章文学理想的实践形态

   在战争中，文艺宣传显示了巨大的宣传鼓动力量，在革命战争中有着不小的功劳，新政权看到了文艺宣传的影响力，从而也坚定了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新政权仍然需要文学尽可能地发挥它的宣传功用，文学仍被置于“战时”状态，是革命事业、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文学被定位为政治的呼应，为执政党的政策服务，为配合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是，文学成为政治的手段，现实政治成为文学的目的，文学和文学刊物便也成为了执政党的喉舌。我们来看看1954年《人民文学》中的几类文章。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从此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在革命胜利、中国解放的欢欣鼓舞中，与会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为新政权文艺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讲话》成为共和国文学重建的最高标准与任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新文学的猜想和期待成为共和国的文学理想，在文学重建中被毫不犹疑地贯彻实施。在实际的文学重建中，共和国的这一文学理想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所表现出的具体文学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呢?1954年的《人民文学》即是共和国文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我们具体来看:

一、定位:文学，作为政治的呼应

(一)、七月庆祝《宪法草案》文字中对国家政策的直白拥护
    1954年7月号一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一组以“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为题的专题文章，对6月巧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绝对拥护。
    其中，老舍的《大喜》、郑振铎的《我们有了“宪法草案”了!》、洪深的《为人民的宪法欢呼》、曹禺的《用文艺宣传的实际行动，来拥护宪法草案的公布》、冰心的《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康的《最大的拥护和最高的责任》是个人感想和论文形式的，田间的《祖国颂》、减克家的《胜利的宣言》、秦兆阳的《我们的决议》三篇则是应这个主题而作的诗歌。
    从标题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组专题文章是文艺工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表态和学习体会。这组文章出现在文学期刊上，而且头题的形式出现，显得非常突兀，然而因为它出现50年代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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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想如何成为规范................................................29
  一、政策、理论的宣传................................................. 29
  二、批评的参与........................................................... 33
  三、主流创作的引导...................................................... 40
第三章在政治规范与文学自律之间…................................. 44
一、曹禺的“进步”一一抑或“退步”.............................. 44
二、卞之琳的尴尬一一从一封读者来信说起......................... 48
三、何其芳的“甜蜜”
四、是“我害了病”，“惊恐”“这个世界打摆子了”?.........56
五、“力不从心”——也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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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人民文学》上留下了特定的痕迹。作为全国作协的机关刊物，1954年的《人民文学》是当时执政党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执政党文艺政策的图解。透过它我们看到，共和国在50年代的文学重建，就是一个规范和标准建立的过程。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解放区文艺传统为范本，以苏联文艺理论为借鉴，共和国文学在引领、提倡和批判、打压中逐渐成型，文学从此被圈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务于政治，由于政治最终被具体化为政策，于是文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策的传声筒。
    严格的政治规范、集体主义的高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人格自由与心灵自由，作家不再是他自己，编辑也不仅仅是他自己，他们的个体性被“人民”、“集体”、“政策”所掩盖，在“人民”的监督和“帮助”中，其作品的独特性消失。文革样板戏成为这种文学形态的最终结果。新政权的文学重建从一开始，便伴随着“文学性”和“人”的失落。
    然而由于文学本身的自律性，50年代的政治形态文学中，出现了少有的“异端”作品，作为向规范挑战的作品，他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本身的力量，却也给它们的作者和编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遭遇，许多富有潜力的作家因此中断了创作生命。面对新的文学形态，一批五四成长起来的老作家不知所从，无奈中，只好选择自我消隐，远离了文学。“时代或历史注定了要牺牲这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地位和独立思考作为代价，以换取一个统一的、群体的、单纯而充满神性的时代风尚。”
    文学的发展必须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任何将文学转变为工具的做法都将破坏文学。将艺术变成宣传，这一左联文艺运动的形式，在战争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共和国成立后，领导人仍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这种战时文艺政策作为和平时期文艺建设的指导思想，其合理性便大打折扣，给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共和国的文学重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一页，也为我们留下了政治强权干预文学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参考文献
1, 《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号一一1955年12月号。
2,《文艺报》，1953年一一1955年。
3,(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82年版。
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5,(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6,赖新元编:《中国通史.21.第八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仲呈祥:《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 1949—1966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8、山东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1960年版。
9,《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
10、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题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