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初小说叙事题材广泛,思潮此起彼伏,既有表现极“左”政治权力作用下“人”的精神创伤的“伤痕”文学,如《伤痕》、《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啊!》等作;又有立足于还原历史、揭示苦痛而后展开理性思考、总结经验教训的“反思”文学,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记忆》(张弦)、《糊蝶》、《绿化树》等作;还有反映“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生存苦难与精神困境的“知青”文学,如《西望茅草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落黄河静无声》、《飞过蓝天》等作 细而观之,“文革”叙事始终交错其中,其叙事内容映射出新时期初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文革”记忆。他们立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与道德文化形态,从“人”的物质生存之维与精神生存之维展现“政、道、学”三统间的免力与斗争,并从个人内外部关系深入探究“人”的价值问题与人格形态问题。 新时期初小说“文革”叙事既是作家对社会历史责任的-?种担当,也是他们表达艺术思想、持精神追求的自我需要。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卢新华的《伤痕》一文决然揭开政统极端化发展背景下民众思想扭曲与精神苦痛的面纱,打破了“文革”文学的政治限囿。一批新时期文学作家紧跟其后,就“文革”吋期“人”的异化与“人”的自审等问题展开深入叙述。而至八十年代后期,因西方文学理论之影响以及新吋期时代背景之变化,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内容已与“文革”叙襄拉开极大距离。 ................... 一、“人”的异化:政统道统双向变异下的人文生态
以传统儒家道德观为核心的中华道统思想,一方面以其“克己复礼、以义为上”等“内圣"思想基本满足个人内在心性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以其“外王”思想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中,道德观与政治观统一于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两者的平衡发展可谓是构建和谐自然人文生态环境的基石。 自五四文化运动始,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虽丰富了传统的政统、道统、学统内涵,却并没有改变“政、道、学”三统间分裂角力斗争的形势。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以“文革”历史文化环境为背景,通过记忆、追述、重构等方式再现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呈现出一个集政治、道德、文化、历史、科学等多维度交织而行的人文生态面貌。新时期初(1978年-1984年)“文革”叙事题材小说,以“文革”历史题材为叙事主体,旨在表现政统的变异、道统力量的式微以及学统内部秩序的败乱,映现出“文革”时期整个人文生态的失衡状态。 其中,政统之变异,表现为“文革”前后政治集团与权力代表者对民众物质生存之维与精神生存之维的双重奴役。道统之变异,显现于“个人主体性地位”的丧失,甚至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与共同心理皆以政统利益与集体利益为唯一价值旨归。显性的政统极端化发展,政权代表交替更迭,而道统却步步衰败并隐性附着于政统权力而存在,就此造成“文革”时期政统道统的双向变异以及人文生态的混乱。 ...................
(一)“忠君”思想的历史归位与集体主义的政治阉割 政统道统的双向变异首先表现为政统的极端化发展形态和“集体主义”的政治道德化发展形态。有别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统治,“文革”时期政统为实现政治集权的合法化,对人们不再只施以简单的权力压迫,而是赋之以“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道德目标。人们内心的“集体主义”狂热,被潜隐在内心深处的“爱国意识”与“集体意识”所点燃。 但因为“文革”时期政治上的忽“左”忽“右”,社会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人们对政统所确立的“集体主义”信仰一直心存犹疑,因此一边尊奉上级的旨意,一边接受内心的谴责;一边怀疑,一边却无条件服从。 戴厚英的《诗人之死》(1982年)深切表现出这一矛盾。在写给卢文弟的第六封信中,向南一次次地剖析自我,怀疑过去。文中写道:“过去的十几年,我一直是服从的。服从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没有想到过,服从会给我带来一种精神枷锁。而今天,却感到了。文弟,传统观念对人的束缚实在是可怕的,我觉得,我就受着这样的朿缚:服从惯了,不敢不服从,也不会不服从了。-想到自己会反抗组织的决定,特别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就怕得要命!好像自己真的已经到了‘反革命的边缘’,向深渊里‘鹿落’下去一样。而且,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服从’的习惯不是被打破了,而是加强了。因为现在的服从巳经不需要头脑的思索和理解,而是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然,这种服从再也产生不出热爱和信任,而是出于怀疑和畏惧了。但是,终究还是要服从。” ............
二、“人”的自审: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态.............24 (一)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变异与“邪魔化”......................25 (:—二)知识分子“本我”与“超我”的外化意义.................28 (三)“文革”时期“人”的双苋属性的交互关系..................32 (四)“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处世哲学.....................34 三、“人”的展望:“三统”视域下的文化人格生态............37 (一)新时期初小说中群体性的理想人格与双重人格.....37 (二)新时期初小说中女性集体文化人格的全面发展.....43 (三)新时期初小说中新一代青少年人格形态的畸变.......49 ....................... 三、“人”的展望:“三统”视域下的文化人格生态
新时期初文学“文革”叙事文本立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与文化形态,从个人内外部关系角度深入探究“人”的价值以及人格形态问题。“人文生态,旨在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科学等的生态平衡。”在此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皆倚赖于整个人文生态的平衡而得以维护其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外部关系的和谐,并形成一时代稳定的人格形态。由此可见,政统、道统、学统等社会统绪间协调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如前所述,“文革”时期政统已然限制了道统与学统_身的发展。新时期初小说“文舉”叙4题材一致性展现出政统与道统双向变异的问题,人们的理想人格形态在长期瓜抑与抗争并存的情势下最终破灭。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本章以“三统”及其相互关系为视点考察“文革”时期个人与集体的文化人格形态,以透视整个人文生态的面貌。
(一)新时期初小说中群体性的理想人格与双重人格 人格的生成与文化的发展关系是双向的。“人”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存在目标为指向,以其特有的方式获得个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而这些总和正是“人格的全面整体性”——它不仅是对个人的某一方面的描述,而且是对个人的整体描述,反映个人的整体面貌;它既包含个人的内在品质,又包括个人的外在行为。?道德理念、价值判断、人生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个人与集体稳定而又独特的文化人格形态。 ...............
结论
政统意志的变化域就了社会思想的混乱,“文革”时期青少年群体的政治角色意识亦随之发生变化,成为“迷惘的一代”。他们缺乏独立的自屯意识,又急欲拥有独立人格,以成人的“内系外王”理想人格引导个人行为。可以说,少年群体内部关系是整个社会集体的缩小反映。因父母等相关人物政治身份的变化,其群体内部时常发生冲突,呈现出群体性的孤立、辱骂、殴打等现象。《诗人之死》中余晓京因父母多次被“揪斗”与"解放”而辗转于“革命”与“反革命”身份之间,后因母亲被冤枉为“特务”而再次被“红卫兵”集体开除。可见,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少年群体为肃清“革命队伍”、保持与政统意志的高度一致,不惜剥夺群体内个人的政治权利与思想权利,最终失去应有的政治判断能力。 为获得集体的认同,宵少年往往会选择极端化的行为方式,以表明个人政治态度、坚定政治立场。卢新华《伤痕》(1978年)中的王晓华与余晓京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与心理状态:“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幵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横跨于家庭关系之上,这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成长与个人人格形态的生成造成更大伤害与阻碍。......
参考文献（略）
15012858052
153688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