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东周带钩研究

一、 前言 
 

    （一） 研究对象及时空框架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的带钩以及与带钩相关的遗存，如铸造带钩的陶范、饰有带钩的人俑等。带钩是我国古代用来束带和配系的用具，它在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内经历了一个由出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庄子·胠箧》篇硕士生毕业论文格式载：“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达生》篇载：“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表明带钩不仅在当时被普遍使用，而且价格也不算贵，仅高于瓦器而已。这也与带钩的考古发现情况相吻合。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三晋两周地区出土的带钩多达上千件，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科学发掘得到的，很多简报或报告中公布的带钩材料信息翔实（线图清晰、尺寸明确并辅以照片）。这无疑为我们对该地区带钩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将这一地区作为切入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研究也可以为以后带钩的全面系统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本文所指的三晋两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格式周地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区域概念，大体包括黄河中游沿岸的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内蒙古中南部以及陕西中东、山东西南小部等地区，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把这一地区称为中原地区[1]。东周时期是指公元前770 年平王东迁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与战国以公元前 453 年智氏被灭，三家分晋之势形成为界，此间三晋两周地区先后或同时分属周、晋、郑、卫及韩、赵、魏、中山等国的领域。有金石学家对带钩进行著录与考证，还有一些学者对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带钩的异名进行考辨；近代考古学引进中国以后，一些学者利用通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对硕士论文发表格式带钩进行了更为详尽、全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依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将对带钩的研究分成两类：第一类：带钩的金石学研究与名称考辨王仁湘先生曾对带钩此类的研究做出过总结[2],主要有以下内容：宋人吕大临的《考古图》收录了六件带钩，标示了出土地点[3]。龙大渊著《古玉图谱》，图示带钩十二件，对带钩进行了实物研究[4]。清人吴大澂《古玉图考》对三件带钩作了图示和考证[5]。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几件铭文带钩，并对时代作了推论，以为“革带有钩由来已久”[6]。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对带钩做了详尽的考论，认为诸侯用带钩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7]。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中依据带钩尺寸上的差别对带钩用途进行了推测[8]。包尔汉、冯家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9]和干志硕士论文提纲格式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10]两篇文章围绕“鲜卑郭络带”是否是带钩的异名展开讨论。萧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从<楚辞·二招>描写的带钩谈到古代文化交流》[11]一文统计了带钩的各种异名，讨论了名称来源和古代文化交流。国外学者对带钩的研究首推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带钩的研究》，书中在缺乏可靠的时代和出土地点的情况下对带钩进行了分类研究[12]。瑞典学者 B·卡尔格伦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刊》38 期上的一篇文章，系统介绍了两个瑞典人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国带钩，并且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13]。第二类：带钩的考古学研究高去寻在《战国墓内带钩用途的推测》一文依据带钩在战国墓葬中的出土位置推论了其用途，并对中原式带钩的来源问题做出推测，认为它的出现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14]。王仁湘《古代带钩用途考实》一文讨论了带钩的流行时限与地区，并全面分析研究了带钩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将带钩用途分为革带用钩、佩器用钩、佩物用钩、佩饰用钩及其他[15]。而王仁湘的另外一文《带钩概论》则对当时中国境内出土的带钩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文中作者提出了对带钩的分类体系；分区介绍了带钩的发现及分布情况；对带钩做出分期；探讨了带钩的起源和传播过程；还对相关文献中带钩名称做了考论[16]。田广金、郭素新编著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将带钩作为腰带饰进行了研究，书中对鄂尔多斯地区收集的三十六件带钩和毛庆沟墓地出土的十六件带钩，共五十二件，分为六式，梳理了六式带钩的发展脉络并进行了分期[17]。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一文从服饰的角度对带钩的使用方法、来源、异名问题进行了探讨[18]。刘占成《秦俑带钩浅述》文中根据已发表的简报和图录，对秦俑带钩进行分类和用途分析[19]。王莉《带钩及其演变》一文简略阐述了带钩从出现到衰落的演变过程[20]。
     张红旗《山西省境内出土的带钩》一文就带钩在山西境内的分布及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全文对山西境内出土的带钩进行了分类、分期，并分析了各类带钩的发展演变过程，其研究方法与结论乃至行文结构都与王仁湘《带钩概论》一文有相似之处[21]。山西大学宋洋的硕士论文《繁峙作头墓葬所出带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将繁峙作头墓地出土的带钩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东周时期 56 处出土带钩的墓葬作比较，指出繁峙作头墓葬及其带钩是属于三晋文化区域范围，并提出三晋带钩的传播路线，推断出在战国时期赵国范围内，存在一种以带钩作为主要随葬物的丧葬风俗，并把有这些葬俗的区域定名为带钩文化区域[22]。滕铭予《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北方文化因素》一文指出，主要发现于晋南运城盆地和洛阳地区墓葬中年代较早的三种形制带钩，具有北方文化特点，并在北方地区找到了其源头，它们主要来源于冀北山地的“狄人”文化遗存[23]。另外还有一些发掘报告对发掘地出土的带钩进行了不同详尽程度的分类研究。如《侯马乔村墓地》报告将墓地出土的 561 件铜、铁带钩分成 13 种类型，同时报告编写者还注意到在以往黄河中下游同一时代的墓地中，乔村墓地不论在带钩出土的数量上，还是类型的多样化方面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报告不但对这批带钩进行了分型定式，还统计了带钩及其出土时摆放位置和所在墓葬的类型，最后还指出各类型带钩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文化属性、时代特征以及它在墓葬制度变革中的作用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24]。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对带钩的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对带钩名称的考辨，为认识带钩的源流提供了一些启示。对带钩用途研究，已推测出带钩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法。对带钩来源和传播的研究，尽管没有定论，但一些学者提出自己的一些推论。对带钩的类型学研究，初步建立起了带钩的分类标准。对带钩进行了初步的分期，梳理了带钩的发展演变趋势。除了以上方面的成就之外，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缺乏对三晋两周地区带钩的系统研究。对带钩的类型学和分期断代研究成果较少，带钩现行的类型学划分标准仍需明确、补充和完善。缺乏从带钩的视角考察不同区域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尽管带钩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法已得到公认，但形制多样的带钩和其多种使用方式对应关系不甚明确，即哪种类型的带钩主要用于哪种用途。总之，自八十年代王仁湘发表《带钩概论》一文以来，面对新增的大量带钩材料，无人对其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将对其他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可能也会改变以往对带钩的一些认识。

    （二） 研究成果及现状 ..................................................................9-12
    （三） 研究方法及目的 ..................................................................12-13
二、 带钩的类型学分析 ..................................................................13-20
三、 带钩的分期 ..................................................................20-25
    （一） 第一期：春秋中晚期 ..................................................................20-21
    （二） 第二期：春战之际至战国..................................................................21-22
    （三） 第三期：战国中晚期 ..................................................................22-25
四、 带钩的时空分布和发展阶段 ..................................................................25-32
    （一） 带钩的时空分布 ..................................................................25-30
    （二） 带钩发展的不同阶段 ..................................................................30-32
五、 文化因素分析 ..................................................................32-39
    （一） 冀北文化因素 ..................................................................32-34
    （二） 齐鲁文化因素 ..................................................................34-36
    （三） 秦文化因素 ..................................................................36-39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所作的主要研究及观点如下：1. 本文在全面收集和占有三晋两周地区东周带钩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建立起了新的带钩类型学划分标准。2.在确定带钩年代的前提下，以带钩自身形制演变和类型的兴衰变化为中心，将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带钩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三期，分别为春秋中晚期、春战之际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并总结了各期特征。3.在分期的基础上，考察了三晋两周地区内各期带钩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文献和其他考古学材料对其进行了解释；还将该地区带钩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发展阶段、鼎盛阶段，并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与本地区带钩的产生无关，但改革推动了本地区带钩的繁荣，使带钩进入鼎盛阶段。4.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解析了三晋两周地区带钩中所见到的外来文化因素。发现在春秋中晚期带钩的萌芽阶段，较多的受到了冀北地区文化的影响，具有冀北地区文化因素的带钩在这一阶段占了很大比重；至战国早期本地区又出现了零星具有齐鲁文化因素的带钩；而到了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少量秦文化因素的带钩。通过将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带钩还原于墓葬之中，综合考察墓葬所隐含的其他各种信息，推测了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带钩出现的原因，从带钩的视角探讨了三晋两周地区与这些外来文化因素来源地的交流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