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15年的“国体”

第1章 1915 年“国体”讨论的缘起和概况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民国建立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的一次激化，是在民国内部体制出问题的基础硕士生毕业论文格式上，外部压力施加作用，而引发的一场思想领域的大爆发。在这次“国体”讨论中，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围绕着“国体”讨论的合法性问题、“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性问题展开了学理的探究，同时就君主立宪是否可行、共和是否适合于中国、如何防止民主专制、国家的政治前途等现实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是民国建立以来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重要思想交锋。本来，此次“国体”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和参考民意、增强西方政治观念的机会，有助于增长民识、提高民智，同时也有助于自我修复和完善民初刚刚建立不久的现代政治制度和体制。但令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格式遗憾的是，此次讨论却因少数人的炒作、误导和利用，而成为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舆论工具，淡化了它本来的意义，中国也因此错过了一次很好的驻足、反思和完善的机会，令人感到惋惜。

    1.1 历史遗留和现实困境的二重作用
   1915 年“国体”讨论的发生是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王思想深刻影响着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君主被推翻硕士论文发表格式后，共和制度仓促而立，但共和实践的不成熟，使国会在立宪过程中出现种种的制度缺陷，最终竟导致袁世凯势力的强力反弹，形成袁世凯集权的局面，由此引来国内各方势力对中国未来政局的不同政治诉求。（一）封建君王思想的遗留民国建立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被推翻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和现代优秀的政治制度也传入中国，但延续了几千年的君王专制思想却仍残留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当然，这是每一个转型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中国，这种现象却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中国的中世纪历史不像其他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历史那样是海洋文明，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这种文明下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及政治制度是有其特殊性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封建的官僚体制，家长制、父权制、权威崇拜、等级观念等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因素使中国存在一种固有的专制政治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格外顽固，不易被打破，一经打破又留有浓重的思想残余。因此，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硕士论文提纲格式度，但是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对传统的依赖和对现实的较难适应性，必然会有一些人固执地认定共和制度不适合于中国，而依恋于帝制的复活。在民国成立的几年中，这种关于君主还是共和的争论其实从未停过，而当共和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这种现象变得更加突出。早在清廷还没推翻之际，北洋派的首脑袁世凯就曾发表其政见，称“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①在袁世凯看来，辛亥革命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满族专制统治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不是实行革命党所谓的民主共和，而是实行君主立宪。因为他觉得民主共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君主立宪却能在予民与权、消除满汉之争的同时，又能保住君主，建立强固的中央政府，有利于秩序的稳定。当然，这只是袁世凯的一方说辞，其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当时《时报》曾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文，称“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②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作为一个刚从专制君王时代过渡来的当权派人物，确实是存在着帝王之思的，这一点不容否认。1913 年 6 月 22 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12 月 23 冬至，来到天坛祭天；1915 年 8 月，听任筹安会引发的“国体”讨论；12 月 12 日，正式接受帝位。这些都证明了袁世凯的这种帝王情结。不只袁世凯等这样的北洋派当权人物有这样的心理和愿望，部分国人也曾公开倡言恢复君主体制。1913 年，湖北商民裘平治上书总统，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
    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③同年，前清立宪党人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和《国是报》，先后发表《共和救国论》、《共和政体论》和《救亡论》等文章，讲述中国的帝制传统，力言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调要以君主立宪作为中国政治进程的过渡，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君主政体。①更有甚者，部分前清遗老如前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等竟公然上书袁世凯，要求复辟清王朝的统治。1914 年，劳乃宣将自己所著的《共和正解》和《共和续解》合印为一册，称《正续共和解》，广为发放，并转呈袁世凯，希望改变共和制，恢复清朝统治。11 月 15 日至 18 日，北京《亚细亚日报》连续三天刊载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评议》以及劳乃宣与徐世昌、赵尔巽等人的信函，鼓吹复辟。②除劳乃宣之外，礼制馆顾问刘廷琛也撰《复礼制馆书》，贬斥共和制度，要求袁世凯还政于大清皇帝。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则联合国史馆的守旧派人员上书政府，发表演讲，要求复辟。至 1914 年底时，北京的复辟旧朝之说已甚嚣尘上。可见，自民国建立以来，虽然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关于中国宜君主还是宜共和的论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才最终使得 1915 年的这次“国体”大讨论的发生成为可能。（二）共和制的仓促确立除了封建君王思想的深入影响外，民初仓促议定共和及曲折的制宪历程也是“国体”讨论发生的主要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共和主义理念传入中国后，革命派一直把它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救命稻草，期望以革命的形势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速建共和。值得庆幸的是，辛亥革命最后成功了，但在接下来的“国体”“政体”选择上，各方势力却显得缺乏理性，仓促定制，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掺杂着权力的争夺，似乎一个国家“国体”“政体”的定夺不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和前途命运，而是取决于个别势力的私利。本来，“国体”问题是有可能在慎重考虑和选择的前提下得以确立的，因为 1911 年 12 月 29 日（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南北双方进行第三次和谈时，曾就“国体”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③12 月 31 日，双方又进行第五次和谈，再次就国民会议细节达成协议，“国民会议由各省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各省代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山东、河南、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到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议”；“开会场所在上海城”；“开会时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 年 1 月 8 日）以前”①。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进行下去，而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
 

    1.2 古德诺之《共和与君主论》与........................................................................29-32
    1.3 “国体”讨论之演进和 ........................................................................32-39
第2章 “国体”讨论的学理基础 ........................................................................39-53
    2.1 “国体”的界定及“国体”与........................................................................39-43
    2.2 “国体”的决定因素 ........................................................................43-45
    2.3 “国体”讨论是否合法及 ........................................................................45-53
第3章 君主论者之具体主张及 ........................................................................53-73
    3.1 君主论者之派别划分 ........................................................................53-57
    3.2 学理依据 ........................................................................57-63
    3.3 君主“国体”说的........................................................................63-69
    3.4 君主“国体”说之评议 ........................................................................69-73
第4章 共和论者之具体主张及........................................................................73-97
    4.1 共和论者之派别划分 ........................................................................73-80
    4.2 共和“国体”说的........................................................................80-88
    4.3 共和“国体”说的 ........................................................................88-94
    4.4 共和“国体”说之........................................................................94-97

结语

     1915 年的这次“国体”讨论是发生于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的一次思想领域的大交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它跨越政、学、商、民、舆论各界，围绕着中国的现实和将来问题，各界学人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来说是中国政治困境的一个反映，同时又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学人反复探索救国救亡道路的一次政治实践。这次讨论和以往清末发生的立宪党和革命党的论争不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因此此次“国体”讨论必然掺杂着革命与改良、复辟与反复辟之间的多重论争，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在“国体”讨论中，各界学人有学理的论争，更多的则是事实的引证和借鉴，而多数论者在发表对“国体”的看法时，则多注重学理和事实之间的交叉论证和说明。不仅如此，君主论者和共和论者双方虽然在“国体”问题上处处都有观点的冲突和辩驳，从世界政制发展的趋势，到中国的现实政治，即使是同样的事例，论战双方也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论据。但即便如此，双方的共识也是显而易见的，双方都认识到当前的政治需要根本改造，都注意到立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以宪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这是君宪论与共和论的基本共同点。”①双方也基本都认为，单从纯学理上来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国体”无绝对的优劣之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自政治近代化以来，通过几十年政治改革和实践，国人针对一些关系社会局势的重大政治问题，看法已越来越客观和慎重，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只能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在反思和总结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路，这是值得肯定的。“国体”讨论最终由于筹安会和其他袁氏党徒的操作和利用，没能避免帝制事件的发生，使讨论本身的价值得以弱化，但这是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历史经验表明，“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一个威权政体一旦展开转型，或许会转型到民主体制，但也可能转型到另外一个威权政体。换言之，一个政体崩溃的任何充分与必要条件，都不是保证另一个政体出现的充分与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无数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居其间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此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①就像袁氏凯及帝制派不顾人们的反对最终促成帝制那样。因此，转型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不稳定的阶段，由于常常受制于一些偶然性事件，时刻有被旧政权颠覆的危险，但这是近代转型的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此忽视和否认了此次讨论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价值。
   首先，“国体”讨论是一次空前的学术交流。在讨论中，各界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就“国体”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包含有基本的政治学理论，如“国体”的概念，“国体”的决定因素，“国体”、“政体”的区别，“国体’的合法性，共和与君主的优劣，西方国家共和与君主的经验教训，宪政的确立和实现等；还包括与中国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性问题，如中国历代君主专制的经验教训、中国现时共和体制的缺陷、中国的国情民智及政权继承、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探讨，有助于理清国人对一些基本学理问题的认识。对于解放国人的思想，丰富他们的政治常识，增进他们的民主意识，进而为今后更广泛的参与监督时政和影响政局有重大作用。其次，此次“国体”讨论是一次共和、民主的再教育。“国体”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次复辟与反复辟之间的斗争。筹安会等人想利用“国体”讨论来实现君主立宪，而共和论者则坚决反对君宪，主张维护共和。最终帝制运动在举国的一致反对下走向失败，这对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共和”、“民主”的再教育，在中国共和实践遇到困境的情况下给了帝制派当头一棒，从而更加坚定了人们对于共和的信念，使人们明白即使中国共和体制出现问题，我们也不能退而求其次，逆历史潮流而行，而应在具体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力求政局的完善。1916 年反袁斗争胜利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都举行大规模的国庆活动，充分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拥戴之情，以及从心理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氏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②最后，此次“国体”讨论对后来的宪政改革起借鉴作用。“国体”讨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和实践过程中的盲目和激进造成的，通过此次讨论，部分国会制宪议员和共和激进人士开始反思当初制宪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意识到共和立宪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跳跃过程，更不是一个只局限于理想而忽视现实条件的唯意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