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某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形雕塑初论

第1章 基本材料与认识

   燕山南北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段、燕山山脉西端，东至医巫闾山、辽东湾和渤海西岸，北起松花江和辽河分水岭，南抵易水。行政区划上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及北京市、天津市全境（图一）。新石器时代的绝对年代为 BC.10000-BC.2000[1]。在众多新石器时代原始艺术品中，与人类自身密切相关的人形雕塑无疑是最吸引我们眼球的。这类艺术品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2]。笔者全硕士生毕业论文格式面搜集了燕山南北地区的人形雕塑材料，拟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并尝试进一步探索其内在意蕴。目前，出土有人形雕塑的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达 33 处，发现的人形雕塑数量共计 161 件，分别属于 7 个考古学文化（详见附表一至七）。下面仅择其要者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格式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简单介绍如下：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形雕塑最早发现于 1963 年，赤峰西水泉遗址 H1出土 1 件红山文化陶人像[3]。1979-1982 年发掘的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现陶塑人像残块 20 余件，可分为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两类。其中小型孕妇塑像 2 件，大型人物坐像上、下身残块各 1 块[4]。1980-1981 年，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那斯台遗址调查时采集到 2 件红山文化石雕人像，一大一小[5]。1983-1985 年发掘的凌源县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一个多室（编号为牛ⅠJ1B）和一个单室（编号牛ⅠJ1A）两组建筑物。遗址出土有彩绘泥塑人像和动物像“猪龙”各部位残块，还有彩绘墙壁面残块、特大型彩陶器残片、镂孔豆形器盖、钵、锥刺纹塔形器残片等，其中以多室建筑西侧北壁下出土的彩绘泥塑人头像最为引人注目[6]。1983 年，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出土 6 件赵宝沟文化石雕人像[7]。遗憾的是这些雕像均为采集品，没有确切的出土层位。1984 年，林西县西门外遗址采集到 2 件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均为花岗硕士论文发表格式岩质，一大一小[8]。1985 年，拒马河考古队在易县北福地遗址试掘时发现 5 件器底或盂的腹上刻划有人面图形，有的眼部为镂孔[9]。1986 年，敖汉旗赵宝沟遗址 F103 内出土 2 件人面，均为陶质[10]。1988 年，敖汉旗榆树山遗址 F9 内出土 1 件陶塑人头像（F9②：1），灰褐色，手工捏制[11]。1989 年，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 AF19 内发现 1 具石雕人像（AF19②：4），该人像栽立在灶附近的居住面上，埋入地下部分与居住面紧密连接在一起，完全保留了人像使用时的原始状况。这是最早发现的有明确出土层位的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对于探讨硕士论文提纲格式人像的功能与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AF14 内出土 3 件人面，均为蚌壳磨制而成。AT27②还发现 1 件石人面（AT27②：7），用叶蜡石磨制而成[12]。
    1990 年，迁西县东寨遗址出土 1 件石雕双人面（G1：46），红色砂岩质[13]。这种双人面的造型为目前发现的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面雕塑中唯一一件。1998-1999 年，凌源市牛河梁第五地点二号积石冢中出土 1 件陶塑人像（Z2：4），为细泥红陶[14]。2001 年，敖汉旗草帽山祭祀遗址群第二地点发现 4 件由凝灰岩雕琢而成的石雕人像，均为头部残件[15]。人像大小不一，最大者比真人还要大，最小者额宽只有 10 厘米左右。头部保存完整的只有 1 尊。2002 年，凌源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M4 内出土 1 件玉人（M4：4），淡绿色玉，绿中泛青，玉质细密坚硬[16]。该玉人与同出的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2002-2003 年，赤峰市兴隆沟遗址发现 5 件人面，其中 3 件是用人头盖骨制成，其余 2 件分别为蚌质和石质[17]。用人头盖骨制作而成的人面尚属首次发现。2003 年，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 F1 内出土 1 件石人面（F1①：10），灰色大理石质[18]。2003-2004 年易县北福地遗址的发掘，共清理出 90 件北福地一期文化人面，除 1 件为石质外，其余均为陶直腹盆残片制品[19]。这是目前所见年代较早、数量最多的一批人面材料。2008 年，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 C 地点出土 1 件人形壶（CM15：4），砂质黄褐陶[20]。随着人形雕塑材料的逐渐丰富，学术界对其关注与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人形雕塑的发现较少，仅在赤峰西水泉遗址出土过一具陶人像。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燕山南北地区人形雕塑的出土数量呈几何式增长，其中以东山嘴、牛河梁“女神庙”、后台子和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人形雕塑最为重要。1979-1982 年，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苏秉琦先生的倡导下，专门召开了东山嘴遗址座谈会。在会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对遗址出土的人形雕塑纷纷发表独到的见解[21]。俞伟超先生认为方形祭坛为祭祀地母的场所，圆形祭坛则为祭祀生育神或农神之处，而出土于圆形祭坛附近的妇女陶塑像则为生育神或农神。张忠培先生则认为东山嘴遗址发现的泥塑偶像强烈地表现出女性特征，表达了女神在当时人们信仰世界中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吕遵谔先生指出欧洲某些洞穴壁画、雕像和泥塑艺术品，和当时人们祈求生育和丰收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而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则为在中国寻找这样的宗教崇拜和祭祀遗存提供了线索。而随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的发现更是震惊了学术界，掀起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红山文化人形雕塑的热烈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孙守道、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女神庙”出土人形雕像为女神像，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偶像，并从雕塑艺术史、宗教思想史和民族文化史三个方面对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进行概括[22]。杨泓先生认为“与陶壶（瓶）体结合的女性人体造型艺术品，是黄河中上游地区诸史前文化的特色之一。对照看来，裸体女神塑像则可能是东北内蒙一带史前艺术的一个特色[23]”。刘凤君先生通过研究，将中国史前裸体女塑像划分为人物式陶瓶（壶）、小型陶塑女像及陶塑和泥塑裸体女群像三类[24]。杨晓能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和融合期三个阶段，而红山文化的陶塑和泥塑人像属于第三阶段[25]。陈星灿先生不赞成笼统地把小型孕妇塑像与大型人物人像混为一谈，看作是“女神崇拜的遗物”，或者认为反映了“对妇女的尊敬和崇拜”；他主张“小型孕妇像”是丰产巫术的“道具”，而大型人物坐像是女性祖先崇拜的偶像[26]。陆思贤先生从神话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出红山文化的女神配以猪龙为神话中的“豨韦氏”，裸体孕妇像为神话中的“女娲氏”[27]。学术界探讨红山文化人形雕塑的热潮，也波及到其它考古学文化。汤池先生称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提供了我国史前“维纳斯”最完整、最典型的研究资料，并推测这些石雕像很可能是北方地区远古先民的家族保护神，具有生育女神与火神的双重性格[28]。刘国祥先生认为燕北地区和滦河上游地区的石雕人像经历了初始、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其中发展阶段以后台子下层遗存出土的 6 件为代表[29]。这一时期在白音长汗遗址 AF19 内发现的石雕人像，将燕山南北地区史前人形雕塑向前推至距今 8000 年前。
     郭治中先生认为这具石雕人像是一尊“女神像”，该神像并没有突出地表现性器官而着重于五官的刻画，表现的重点不是生殖而是强调神灵的人格化，其主要职能很可能与灶有密切关系，可能兼具灶神、氏族保护神、火神和生殖之神等多重神格[30]。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有草帽山祭祀遗址群第二地点出土的 4 具石雕人像、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人、北福地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及南宝力皋吐墓地 C 地点出土的人形陶壶。学术界对人形雕塑的研究，从单件器物或单个考古学文化人形雕塑的功能、性质的探讨，转向系统的综合性研究[31]。或因发掘者能最先接触到第一手材料，他们往往能得出较新颖的观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的发掘者认为墓中出土的玉人为巫者形象，墓主人将其佩挂于腰际的原因：首先，在巫术意义上，是希望在施法时能够得到前辈巫师或已逝巫师的帮助，从而提升自己的法力，同时表明墓主人也是一个巫者；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巫者通过对通神权的独占来取得社会管理权的有效控制；其三，在人生层面上，墓主人为男性，玉人为女性，玉人正面和墓主亲密接触，可能蕴含阴阳调和、祈求丰产丰收、人丁兴旺的寓意[32]。这一时期在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的 90 件人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有确切的出土层位，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人面的功能和性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报告编写者段宏振先生根据大多数人面作品的形状和尺寸与真人面部基本相符、双眼镂空、边缘有可以系绳佩带的穿孔以及直腹盆内壁的弧度恰好与真人面部的略微弧凸相近等，推测北福地一期文化的人面作品为假面面具，其功能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用品，用于崇拜祭祀实现或巫师实施巫术时的辅助用具[33]。随着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形雕塑材料的积累，学术界对其认识也逐渐深入，但对各考古学文化人形雕塑的研究并不均衡。燕山南北地区早年发现的人形雕塑多属于红山文化，且大都出于各种祭祀遗迹中，性质较为特殊，所以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热议，迄今学术界对红山文化人形雕塑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相比之下，对其它考古学人形雕塑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2章 分类与形态 ....................................................................14-18
    2.1 圆雕人像 ....................................................................14-16
    2.2 浮雕人面 ....................................................................16-18
第3章 分期与年代框架 ....................................................................18-21
第4章 功能与性质 ....................................................................21-32
    4.1 Aa 型圆雕人像 ....................................................................22-23
    4.2 Bb 型圆雕人像 ....................................................................23-25
    4.3 Bc 型圆雕人像 ....................................................................25-27
    4.4 Bd 型圆雕人像 ....................................................................27-28
    4.5 C 型圆雕人像 ....................................................................28-29
    4.6 Cb 型浮雕人面 ....................................................................29-31
    4.7 除 Cb 型以外的浮雕人面 ....................................................................31-32
第5章 区域特征 ....................................................................32-34

第6章 余论

  本文得出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形雕塑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结论。中国东北地区是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东北地区近现代民族，如满族、赫哲族、察布查尔锡伯族、鄂伦春人、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众多民族有信奉萨满教的传统。历代史书关于我国北方民族的祖先，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鹘、黠戛斯等有关萨满教活动的记载是相当多的[79]。实际上，在探讨萨满教的渊源时，应该追溯到时间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否则，古代民族和近现代民族崇奉萨满教的习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原始社会，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现象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由此滋生了原始宗教和巫术，两者并行发展。人们一方面通过供奉祭品、背诵祷词及其他形式取悦于神灵，祈求神灵保佑其氏族能够风调雨顺，种族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又采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等巫术手段，操纵神灵为自己服务。《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0]。”祭祀与军事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在史前时期，原始宗教和巫术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非独如此，原始宗教和巫术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亦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张光直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81]”张先生进而把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方式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世界式的即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以中国为代表；另一种是西方式的（突破性的）。以此观点检视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形雕塑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房址的形制和面积，墓葬的规格、随葬品的种类和多寡等均没有太大差别。人形雕塑的出土位置没有特定的规律，房址、灰坑、灰沟、墓葬及地层等诸多遗迹单位内均有出土。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人与人相对较为平等，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祭司阶层，人人皆可通神和使用巫术。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女神庙”、积石祭坛、成组出现的没有实用功能的礼器，标示着这个文化极其重视宗教。同时，积石祭坛下的大型石棺墓里，大量随葬常人无法拥有的精美玉器，突显出墓主人无比尊贵的身份。至此，社会新出现一个祭司阶层，这一阶层高高在上，拥有无比尊贵的地位。作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他们牢牢占据了通神及使用巫术的权力，通过对宗教权力的独占进而掌握了社会大多数资源。本文以人形雕塑为切入点，抽丝剥茧，逐层揭开了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神秘面纱，从一个侧面洞悉燕山南北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从野蛮一步步迈入文明殿堂的。通过透物见人地分析探讨，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