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Chronicle”与“Translation”
第一节Chronicle的含义及内容
Chronicle做名词时,通常有三种解释,“编年史、年代记”;“记事、叙述”;或专用于报纸名,称“某某记事报”。?在之前的研究中,严慧将其译作“纪事”,而黄芳则译作“时评”。从词汇意义而言,前者强调记录,后者重在评论。纵观Chronicle —栏所载文章,叙事性强于论述性,况若做“时评”解,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政论文章。“纪事”则表述更为客观中立,与Chronicle颇有学术意味的风格更为契合。因而我以为,称“纪事”?似乎更妥当。“纪事”一栏,每期针对某一主题发文一篇,从第三卷第1期起至杂志终刊,期间惟有第五卷第5期空缺,总计发文45篇。涉及的主题除人文科学以外,尚包括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内容十分驳杂。
文章侧重记录,常结合某一主题近年来之发展历程,对之加以评介,可看作是一种当代史研究。在全部“纪事”文章中,涉及现代文学的共有10篇,约占总数的两成。其中又以戏剧居多,计篇;诗歌次之,计4篇;文学(其中一篇纪事直接以“文学”为题)最次,仅篇。小说、散文等体例被涵盖于“文学纪事”中一并提及,此外在“纪事”栏中便无文字专门论及。
“纪事”的作者,多是该领域之专家,如操刀哲学的全增暇、生物学的胡先等。文学类纪事的作者亦是如此,其中尤以姚萃农与邵洵美最为人所熟知,且与《天下》关系最为密切。《天下》初创之时,姚莘农并非杂志编辑,根据吴经熊的回忆,最初负责《天下》编辑事务的,除了他与温源宁以外,还有林语堂与全增暇。③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姚莘农便接了他的班,出任《天下》的编辑,而他最后离任的时间则迟至1939年5月。④实际上,在出任编辑以前,作为《天下》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姚宰农业已在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和翻译作品,并经常出入《天下》位于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处。①履职以后,姚莘农主要负责戏剧、文学方面的编辑工作,也从事创作和翻译,《雷雨》最早便是由他译成英语,在《天下》分五期连载。同时,姚萃农的亦是最早向西方介绍鲁迅的人之一。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姚莘农当即在11月的《天下》发表文章《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向世界介绍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巧合的是,《天下》“纪事”的设立时间与姚莘农出任编辑的时间几乎重合,虽无材料证明,但“纪事”的设立,姚莘农在背后当是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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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压力
在上一章中,我们勾勒了 “纪事”与“翻译”之间观点的差异,其中的原因,大体上是因为“翻译”作品的选择更看重文学的审美性,而“纪事”文章的观点则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借用陈平原评论《新青年》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翻译”体现了编辑的“个人审美趣味”,那么“纪事”便是表达了编辑的“历史责任”。审美趣味的形成有赖于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等因素,殊难辨明,然而历史责任的成因却是值得并且能够稍加探讨的。出于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回应、出于宣传抗战的需要、出于构建民族话语的热情,《天下》上的“纪事”文章方才表现出对于文学功利性急切的诉求,于是便形成了杂志内部观点的分歧。
第一节传统的继承与回应
《天下》对于文学的定位,继承了 “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所谓“文学的定位”,指的不外乎“何为文学”、“文学何为”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笔者当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在这篇论文中回答这个困扰了人类两千年的问题,只是藉由对此问题的回顾,我们可以更为猜晰的认识以上差异产生的原因,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到新文学肇始的时刻。
要讨论新文学的传统,便不得不提《新青年》。时至今日,有关《新青年》的研究资料早已汗牛充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然而,《新青年》并非文学杂志,何以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如此要津?原因不外乎其自信地阐明了 “何为新文学”、“新文学何为”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此后新文学的发展无不受制于其开创的“理论范式”。因而,要解析新文学的传统,《新青年》自是首当其冲的下手对象。
王晓明曾指出,《新青年》在总体上具有功利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特点,编辑同人常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针对各种文学、思想、现实等问题频开药方。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不过是想从这里打幵缺口,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回顾《新青年》上关于新文学的几篇“纲领性”文件,——不论是《文学改良当议》、《文学革命论》,还是《人的文学》,强调的都是文学对于思想改造所起的作用,而改造思想为的是解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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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压力................................21
第一节传统的继承与回应...........................................21
第二节现实的诉求.......................................................24
第三节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27
第三章跨语际实践及文本的内在分歧..................32
第一节被想象与言说的中国形象.............................32
第二节自我言说及其期待........................................36
第三节翻译——文学图景的生成与消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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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于《天下》“纪事”与“翻译”两个专栏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份单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杂志,在其刊行过程中有可能受到的各种潜在话语的影响。不管是个人趣味、历史因素、现实环境还是价值标准,都对杂志最终呈现的内容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通过现代文学这一具有在场性因素的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我们更可以看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化样式在不同语境之中穿梭时可能面对的种种困境。除去不同文化之间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差异,对于自我文化而言,翻译的介入同样会与其各种观念进行对话。即使我们认为这种对话只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进行,但是这依然能够反应出被通行的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文学史的丰富性。因而,虽然《天下》的这两个专栏最终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却不妨碍我们通过它们追踪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或许文学和历史的美妙图景正是在人们摒弃对于统一、整齐、规律的追求以后,才会以更丰富的面貌出现。
最后,《天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语境下某些话语的强势地位,比如对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要求。对于理解新文学尚存困难的大众而言,以英语写就的文学.作品完全无法进入其阅读视野。即使是最为通俗易-懂的姚雪垠的作品在译成英语之后,对于大众读者而言,也成了精英主义的产物,成了高山仰止或弃之如履的对象。并且,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态也决定了英语译本的解构作用。如我们所知,自五四以降,新文学只有二十余年历史,而三十年代又是各种理论交锋最为激烈的时期。既有五四作家大规模经典化的努力——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为例,亦有现代派、民族主义、大众化等等各种文学主张的争论。《天下》的翻译对外承担的是文化交流的使命,对内是参与话语论争的一种形式,而其通过“翻译”和“纪事”所传达的对于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好却由于他者语言的介入陷入尴尬的无人回应的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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