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这一概念的提出,虽然不是在战争爆发的伊始,但确是对于抗战期间文艺的最适当命名。它意味着在举国上下“抗战高于一切”之时,文学也不能例外,必须承担起为抗战服务的责任;而身处其中的文艺工作者们也需要在这个新的时代环境中调整以往的写作方式。较之此前在阁楼上写作的职业作家生活,萧红在战争爆发后参与到一系列与外部发生更为直接关系的文艺工作中:与胡风、萧军等左翼同人合办《七月》杂志、为之撰稿,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临汾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甜弩合作抗日剧本《突击》等。在这个更加频繁地与他人、与时代对话的过程中,无论是遭到观念、行为“分歧”时的冲击还是遇上“志同道合”时的喜悦,都成为她思考文学、进行创作时潜在的背景,成为她的文学理想不断变动、更新的诱因。而从上海经南京至武汉,又北上临汾,西安等地的旅程,作为她生命中再一次的流亡迁徙经验一一也因为战时全国大迁徙的背景而成为不同寻常的一次一一更“迫使”她在文学的领域中 疆拓土,面对来自新的书写模式的挑战。
第一节“作一个能生产的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等地的学校、书店就 始大量搬往内地;而八一三 沪抗战之后,作为当时全国文学中心城市的上海,除租界之外亦成为沦陷区,导致更大规模的教育文化机构搬迁。当时的上海,短短几月之内出版物迅速调零: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的离散,使报章刊物一方面失去了稿件的来源,一方面没有了印刷出版的物质保障。此外,由于常规的文学生产与出版秩序已被破坏,这时候的刊物往往不但不能向作者提供稿费,反而需要作家同人团体自拖腰包才能得以维持。'5作家自身的生活陷入穷困,没有了从容写作的余裕。 ........................
第二节关于战时理想作品形态的探索
在抗战背景下,要求发挥文学作品的宣传、报道作用不可避免,故而与战时状态紧密配合的作品因其在宣传鼓动上发挥的作用得到很大肯定5%但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对当时的文坛创作成果不无意见。许多作家一开始倾向于将这种宣传文学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试图让它们在文艺创作的两条道路上并行不悼。在战时做了大量文艺宣传工作的“文协”负责人老舍理想中的战时文艺运动状态是“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做什么,稍有修养者该做什么,无修养者该做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储”,“伟大之作,垂之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但是作家们考虑战时需要而进行一定程度权宜之后的理想状态并没有实现。茅盾1938年回顾文坛创作,认为“那一时期的作品绝少令人满意”,周扬也认为大多数作品“都是急就章,没有经过多少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这种理想状态的难以实现在于,绝大多数作家们此时无暇也无力去组织理想中的“伟大之作”。还未与战时生活紧密接触,或是经验结构被破坏后一时难以综合地处理诸多纷乱的印象,加之往往处于颠沛流离中缺少完整的创作时间,都造成了文学理想状态与实际成果之间的差距。 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文艺工作者们这时期大多将精力投入到对短篇作品的努力经营之中,而较之于传统的短篇小说,“报告”目的形式更为灵活不拘,体裁要求上更加没有限制,“能够执行小说这样式在大时候的生活里面所不能执行的新的任务,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反映这时代的生活性格”,于是以报告”为代表的短篇文学形式大量出现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推崇,成为了战时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 .............................
第二章迁徙中的个体经验及其书写方式
萧红在战争爆发后的文学创作,从题材上明显地区分为两个序列,一种是以东北故乡的人事为主题的小说创作,这是她走上写作之路以来一直从中吸取创作灵感的一个领域一一但是她前后期创作中对东北故乡的书写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将在后文谈到。而另一种则是她直接处理战争带来的新经验,将这段时期内生活变动的所见、所闻、所思经过文学加工以后的创作。严格地讲,这类题材的创作,是在战争爆发一年后才开始的。萧红结束西北之行回到武汉,再到重庆,才开始较为集中地处理此前迁徙途中的经验,直到最后在香港写出集合各种纷呈印象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写作时间上的略微滞后,可以拉开距离使她对书写对象有更好的审视与思考,这也符合她的写作观念和习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在熟习和把握了这些写作素材之后,萧红才能够形成自己的处理方式,在其书写中得以体现。 第一 长短篇的时空结构差异1938年8月,萧红在武汉创作了《黄河》与《汾河的圆月》两个短篇小说,随后前往重庆。在重庆定居以后,她继续写作了以西北和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孩子的讲演》《朦脱的期待》《逃难》,以及一系列反映战时重庆本地人与外来的“下江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如《滑竿》《长安寺》《放火者》《山下》《梧桐》《花狗》等。这些小说写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年汉子(《黄河》中的阁胡子)、老人(《汾河的圆月》中小玉的祖母)、年轻待嫁的女子(《朦胜的期待》中的李妈)、小孩(《孩子的讲演》中的王根)萧红写他们的人生片段,从这些片段中写出他们在战争影响下的生存状态。 ....................
第二节马伯乐的功能偏移:从作为“对象”到作为“视角”
《马伯乐》一出现在文坛便被视为萧红创作中的异类加以区别对待,迄今为止对这部小说不多的研宄中,研宄者大多将目光聚焦于萧红创作出的这个人物形象上。人们能较轻易地从中读出作者在小说中蕴藏的国民性批判内涵,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中看到萧红对此的继承,将《马伯乐》放入这类作品序列中:“这部看来在萧红创作中旁出一枝的作品,其实是萧红后期致力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重要成果。马伯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就的人格分裂的畸形儿,萧红刻划了他的奴性性格,探索着他的卑微灵魂,这与鲁迅对阿Q性格和灵魂的塑造何其相似。” 这样的理解当然并无不妥,但不同于萧红以往笔下的底层人物,也不同于国民性批判作品中更常见的阿Q式农民,马伯乐被定位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甚至是有点“五四”式的一一当然我们很快会发现他是“伪”五四式的。小说开头读者看到的马伯乐,是他第一次打算逃离家中去上海念书时的形象。去上海求学,多少是被视为进步的举动,而马伯乐的动因却是他正和一位上海的女子谈着恋爱,眼看太太己经动气,于是要赶紧“逃走”。马伯乐在离开前将自己的家庭痛加批判,看上去是相当义正词严、大义德然的: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把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枯腻的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席老朽了的。 ......................
第二章迁徙中的个体经验及其书写方式..............................30 第一节长短篇的时空结构差异...........................................30 第二节马伯乐的功能偏移:从作为“对象”到作为“视角”.......35 第三节“朦胧的期待”:没有“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42 第三章重写故地:返回“起点”的意义.................................49 第一节闭塞空间中的“恒”与“变”..................................... 50 第二节“呼兰河”里“马伯乐” ............................................55 第三节觉醒的内在视角..................................................61 ...................... 第三章重写故地:返回“起点”的意义
我现在回想起那些诚恳粗野、胸腔上长着毛、不刮胡子的男人时,心里总是很愉快。我又想起矿区里那些更粗野的不幸的男人以及他们沉默寡言的不幸的老婆。现在想起他们来,我心里总带着一种悲戚依恋的感情。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我却一心追求着我以为更完美更高尚的东西,抛弃了这一切,抛弃了我的乡亲和我的家人。我忘记了他们所唱的歌——这些歌现在很少再有人唱了,我从自己的语言中清除了他们的土语,我以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可耻,但是现在——是的,我热爱他们,他们是我的血液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美德和弱点,对于我的人生观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史泳特莱《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是萧红极为推崇的书。1938年初,她为这本小说和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撰写书评;1940年6月,寓居香港的她又一次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她在文中这样称赞它:“作得很好,并不是赞美她那本书里有什么幽美的情节。那本书所记载的多半是粗燥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但是她写得可怕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她是把他们很柔顺的摆在那里,而后慢慢的平平静静的把他们那为着打架而撕乱了的头发,用笔一笔一笔的给他们舒展开来。书里的人物痛苦了,哭泣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他们在哭泣的背后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而哭。”在对别人的作品产生深刻共鸣时,作家也在隐约道出自己的心曲。和史沫特莱一样,萧红也在离开出生成长之地后频频回首,将目光投向那片土地中的人事,并在流驶的时间中改变着对那一切的理解和书写。东北故乡是萧红人生之旅的起点,也是写作之路的起点,并成为她此后笔耕不缀的一个题材领域。 ....................
结语
作家的写作多少总与自己的生活轨迹息息相关,并在不同的语境和经验中塑造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爆发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强力的外部因素全方位地介入人们惯常的生存状态中,使每个个体在这动荡的大时代都要面对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从最基本的物质生存层面到理想人生状态的寻求,都需要在新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逻辑中进行不断的调整。对于想要投身这大时代并以自己的文字写出这大时代的某一侧面或全貌的作者而言,当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的磨难、环境的改变、选择的焦虑、经验范围的伸缩以及思维观念的冲突都内化于写作这一行为实践上时,他们将遭遇新的书写空间和创作模式的挑战。在他们接受这些挑战并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样式的过程中,这些尝试无论成败都颇值得我们将之放回到其具体的生活语境和创作道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本文从对萧红作品的兴趣入手,进一步关注到她在战争情境下的文学创作中所生发出来的新质;试图还原她对于抗战时期文坛各种问题的回应,以及在此过程中文学创作的发生。 本论文通过对萧红在这一时期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的勾勒和分析认为,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萧红后期创作不同,这一时期她事实上比此前更为自觉、主动地投入了时代的潮流,参与文坛上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与抗战文艺的种种要求形成对话,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学理想、认识观念、创作方法,最终在不同样式和题材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更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参考文献（略）
15012858052
153688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