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哲学思维研究

第一章   子思生平及性格特征

一、子思生平

子思生卒年不详，作为孔子嫡孙，子思幼时“亟闻夫子之教”，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孔子去世后，子思继而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参，得以深契儒学精髓，融会贯通，全面继承并发扬了儒家学说，力图拯救当时的社会危机，最终形成了自己抗志守道、持节独立的思想体系，对其后的孟子及宋明理学家都有重要的影响。
子思自幼聪颖好学，未及弱冠便以博识显闻。他曾在鲁国收徒授业，并于鲁穆公时，拜为君师，以资策问，参与鲁穆公变法。变法失败后，子思又周游宋、齐、卫等国，坚持以儒家学说游说诸侯，但如其祖父一样，却屡屡遭受挫折。子思居卫时，曾经一度饥寒交迫，然而他仍然能够坚持己志，安贫乐道。子思后去宋国，困而作《中庸》。晚年返回鲁国，宣扬儒学思想，并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被鲁穆公尊为贤者，然而却终未见用。
子思虽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用，但他仍然坚守儒者之道，不为权贵所动摇，刚强弘毅，抗节守道，虽身处贫贱，亦不改其志，痛斥诸侯残害百姓之行，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代表。
子思继续并发展了孔子学说，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其后儒学的走向，故而为历代统治者所尊重。宋徽宗崇宁元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大观二年得以从祀文庙；南宋宁宗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国公”；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为“沂国述圣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称“述圣子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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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思性格特点

先秦诸子中，子思以其鲜明的性格卓然而立。对于子思的人格风貌，宋明理学家也深有体会，如朱熹评价子思“恁地刚毅”。在朱子看来“孟子所称如‘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乎，岂曰友之云’之类”皆是子思刚毅之举，高度赞扬子思的人格。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所云“恒称其君之恶者”是子思刚毅性格的再现。子思的这种刚强弘毅的性格特征，集中表现在其“好大”、刚毅正直与安贫乐道三个方面。

1、“好大”
子思以“好大”名世，“好大”是子思人格风貌的典型特征。子思之“好大”，并非是指其言行迂阔，好高骛远且不切实际，而是指子思心向往大道，志存高远的性格追求。子思“好大”的追求实际上与其思想境界和道德追求有关。在子思看来，“好大”并非坏事，因为“好大”体现着其对于大道的追求，而如果“毁道以求容”，恰恰正是不应当的。
胡毋豹谓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随时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见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胡毋豹担忧子思好大为世所不容，规劝其“盍亦随时”，而子思却认为这乃是“毁道以求容”。由此可见，子思“好大”的目的是“为行道也”。“好大”，实际上也即是好道。
在子思看来，道充塞天地，广博无边，如《中庸》所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广博无尽，其最直观的表现即是“大”。因此，子思好“大”，实则是子思对于天地之道的追求与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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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子思哲学思想研究

在本体之“诚”的前提下，价值之“诚”赋予主体以“仁心仁性”，这种主体本有的“仁心仁性”是主体的道德本原，是“非由外铄”而“固有”之物。主体可以通过反躬自省和德行践履，追求并最终达至“诚”的境界。这种主体“诚之”的路途唯有通过“慎独”，努力恪守“中庸”之道，才能够最终达成。而这种“慎独”与“中庸”、“时中”的观点，又构成了子思的道德修养理论。
通过“慎独”与“中庸”的道德修养工夫，主体本有的“仁心仁性”得以“透显”，最终由“人道”而至“天道”，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然而这并非是主体追索“诚”之路途的终点。在子思看来，君子自身不仅要成德成圣，同时也更应该在“身修”之后而能“治国”、“平天下”。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子思把政治实践领域纳入到了道德修养中，以“诚”为出发点，对政治实践中的“德”与“位”关系以及政权更迭观等进行了详细探讨，最终总结出其独特的王道政治思想。
总之，作为战国末期富于代表性的哲学家，子思的哲学思想周密完备，独树一帜，它的产生，不仅极大的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涵，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下人类理性思维崛起的集中展现。
子思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便周密而完备，玄远幽深，富于思辨性，其不仅继承了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对后世儒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子思哲学思想是围绕着“诚”思想来展开的。“诚”是子思哲学的核心，是其哲学的逻辑起点。在子思哲学中，“诚”不仅是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最高的价值本原。本体之“诚”与价值之“诚”共同构成了子思“诚”思想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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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道性命观

“诚”是子思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诚”在子思哲学思想中不仅是指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最高的价值本原。本体之“诚”与价值之“诚”共同构成了子思“诚”思想的主体内容。本体之“诚”作为前提，赋予了天道性命贯通的可能，而价值之“诚”，作为天人一体的中介，则使天道与性命在道德本原上得以同一而又圆融无碍。本体之“诚”与价值之“诚”的设立，使“诚”既能上达天道，又可涵摄人事，这样，以“诚”为本，子思的天道性命思想得以贯通。

（一）、“诚”观念的产生
关于“诚”的本义，《说文解字》释其为“诚者，信也，从言”，表明“诚”乃是在“言”字的基础上衍生而来。而在甲骨文中，“言”的字型又与“告”相似，其含义有告祭祖先神灵之意，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色彩显然与原初社会敬神的传统密不可分。这种敬神的宗教传统一直影响着上古社会，如《礼记·表记》就有“夏道遵命，事鬼敬神”以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记载，可见在当时，事鬼敬神、事神，被作为重要的传统而被重视，而告祭作为事鬼敬神、事神祭祀活动，是初民告慰祖先神灵，以期获得神灵庇佑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告祭活动中，个体丝毫不能怀有置疑甚至亵渎之心，必须以全无保留的虔诚之心敬事祖先神灵，以期获得祖先神灵的庇护与福祉。
本体之“诚”作为前提，赋予了天道性命贯通的可能，而价值之“诚”，作为天人一体的中介，则使天道与性命道德本源上得以同一而又圆融无碍。本体之“诚”与价值之“诚”的设立，使“诚”既能上达天道，又可涵摄人事，这样，以“诚”为本，子思的天道性命思想得以融汇贯通。
在子思哲学思想中，“诚”作为形而上的道德本原，并非外在于主体，而是主体本有之物。主体所本有之“诚”，也即主体的“仁心仁性”，是由价值之“诚”所赋予，其具体表现就是仁、义、礼、智、圣之“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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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子思哲学思想特点............................................49
一、道德主体性的显扬..................................................49
二、玄深幽远思辨特征...................................................51
第四章  子思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53
一、“诚”思想与价值信仰和诚信价值观的形成............53
二、德福关系讨论与幸福命题的重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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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子思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子思哲学思想是战国末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子思哲学思想不仅对战国时期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诚”思想与价值信仰和诚信价值观的形成

子思“诚”思想，可谓是对当前信仰普遍缺失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在子思哲学思想中，“诚”是天道的本质，同样也是最终的道德本原。可以说，“诚”是子思所信仰的圣人之道的根本内容。以“诚”为本，子思建构出独特而完善的人生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回应了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同时也为儒学道德伦理思想寻找到了坚实完备的信仰支撑。子思“诚”思想的形成，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先贤对社会与人类发展的美好设想。子思“诚”思想，不仅是对战国末期的纷乱的社会局面的回应，同样也对当前社会信仰缺失的局面提供了宝贵的启迪。
子思“诚”思想，是最富于理性意义的信仰之源。“诚”是子思哲学思想的终极本原，它既是终极关怀，又是信仰之源。以“诚”为本，子思比较好的回应了人生在世的根本问题，使人得以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子思“诚”思想彻底剥离了传统的天命天道观所遗存下的宗教性残留，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认为人皆有“仁心仁性”，人人皆可为尧舜。“诚”思想的存在，为我们创设了一个可以道德修养和提升的路途，在这一背景下，人生在世的根本不在于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在于自我成就，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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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今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充裕，而人的精神生活却日益空泛。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并没有使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提高，相反，却造成了人类伦理道德的滑坡，社会上种种矛盾日益积累，人们的幸福感也普遍下降。造成这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社会信仰缺失的现象日益严重。社会浮躁、人心浮动，拜金主义盛行，人们只盲从于自我的欲望，而对所有值得敬畏的东西不屑一顾。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是人类对自身力身的过分信心，人类陶醉在“人定胜天”的幻想之中，却殊不知，危机已经日益紧迫。信仰危机是当前社会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作为回应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其一旦缺乏，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毫无方向，从而陷入迷失之境。解决当今社会信仰危机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重新找到人类所共有的信仰和价值。在这一点上，子思“诚”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子思“诚”思想不同于宗教信仰中的神、上帝等，它的含义是指世界的本体与根本运行规律。....
子思德福关系思想，妥善的回应了德与福两者矛盾的现实问题。以道福讨论为契机，子思将幸福问题引入到了个人修养的视域中。子思的德福关系思想体现着传统儒学在处理人生、道德问题上的高明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较好的回应了战国之世的现实情况，其同样也对当代社会具有着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