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历史的文学叙事——台湾“二二八文学”与人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光复后的1947年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并在随后的台湾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事件发生后，台湾各政治党派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掩盖、歪曲二二八事件的真实情况，使得一场本质上为官逼民反的阶级冲突被扭曲成“奸党叛乱”和“省籍冲突”，甚至异化为“台独意识”的根源。 作为一场政治灾难的二二八事件已然成为历史，时间抚平了伤痛，却无法消弭因为不同话语立场所导致的政治纷争；而缘于这一事件的二二八文学创作对台湾民众的文化心理也影响深远，成为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也是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 那么，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力量，二二八文学是如何“讲述”历史的？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动，也由于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书写角度的不同，对二二八事件的整体描述和解读则存在较大差异，传达出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历史记忆”：一些作家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隐姓埋名，坚持文学真实性立场，撇开政治纷争，力图真实描述历史的“二二八”；一些作家则以“本土”或“本土化”为话语立场，混淆了二二八事件阶级冲突性质与所谓省籍矛盾的问题，乃至由本土派的文化立场走向“台独”，使二二八文学成为了“文学台独”的滥觞；一些作家则在对二二八事件的“苦难叙事”中，思考人与历史的关系，展现人性的善恶。 .....................   二、学理与思路 （一）“二二八文学”创作分类 二二八文学始于1947年,一般是指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台湾作家林双不、学者许俊雅和曾建民等人经过长期收集和整理，分别出版了关于二二八文学的作品选集。林双不主编的《二二八台湾小说选》共收集十篇小说。该书除了前几篇是当时创作的作品之外，其他的篇目多是没有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历史情感和意识形态上会有一定的落差。 许俊雅编的《无语的春天———台湾二二八小说选》，共收集十篇短篇小说。书中涉及到的作品有直接反应二二八事件的，也有以此事件作为背景的，此外还有两篇是发表于二二八事件之前反应社会现实的作品也纳入其中。同时，该书还附录了《二二八小说相关篇(书)目》、《二二八史事研究重要书目》。 曾健民、蓝博洲、横地刚合编的《文学二二八》,侧重于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作品,收录的文学样式也很多样，包括小说、散文、报道、诗歌、戏剧等共29篇。其中不仅有在台湾发表的,也有在大陆发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如吴浊流的《无花果》（1970年出单行本）、陈烨的《泥河》（1989年）、萧丽红的《白水湖春梦》（1996年）等等长篇小说。 从二二八文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表现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尖锐社会矛盾的作品，如《农村自卫队》、《鹅仔》、《沉醉》，散文《五斤米——在配给米的行列中》等（均发表在1947年1月、2月之间）；二是展现二二八事件经过的文学作品，如《冬夜》、《创伤》、《台湾岛上血和恨》、报道文学《记台湾的愤怒》、《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 ..................   第一章二二八事件与各方叙述   在行政长官公署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情况下，国民党从大陆调派军队从基隆登陆进行镇压。在镇压过程中，一些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被无辜牵连，甚至惨遭杀害，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 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随后国民党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绥靖政策和清乡运动，参加暴动的群众以及一些无辜民众被逮捕。为了消除事件到来的不利影响，国民党当局实施了戒严令，严防事件的再次发生，在长达 38 年的戒严期及其国民党威权统治所形成的恐怖氛围中，无人敢涉及事件的经过。直到 80 年代台湾解严之后，被掩盖了四十多年的二二八事件才逐渐浮出水面。   第一节  二二八事件的社会结构问题  一  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原因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上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从政治上来说，近代中国一直都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环，处于中央的国家政权一方面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也带有封建主义强取豪夺的特殊性，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国民党继承并延续了这种“剥削”特性，数十年来在大陆地区已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主要特征。在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台湾光复祖国，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行政长官公署，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接收，正式行使行政权力，这种行政体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台湾。作为台湾唯一的行政机关，行政长官公署又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要延续这种“剥削”体制，为其政党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大陆内战的庞大消耗，一般的经济机能性剥削根本不能维持战争消耗。 ..........................   第二节  所谓“省籍矛盾”  除了阶级矛盾这些主要原因之外，台湾的二二八事件起因也有其特殊性，其中最令人迷惑的就是省籍矛盾。特别是后来形成的台独意识，将省籍矛盾扭曲为“民族矛盾”，甚至把国民党统治当作“外来侵略”。关于事件中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关系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台湾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意识形态上面的互相斗争，现在最不利的一个斗争就是所谓二二八的事件。二二八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台湾发生了一个民变，发生了以后台湾人就杀外省人，连杀了十天。然后外省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台湾，又开始杀台湾人。杀台湾人的过程里面，这些军人他不晓得谁该杀谁不该杀，结果台湾人检举来杀，所以最后一段就是台湾人来杀台湾人，整个的故事就这么个故事。”  赖泽涵等在《“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指出：受难的台人，自信并无反叛政府的行为，却死于祖国军警的镇压，或秘密处决，有的则因军队的扫射成为冤魂。大陆籍人士并非尽皆贪官污吏，而部分人士却成为代罪羔羊，为不法群众盲目攻击，因而伤亡。  在光复初期，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还处在磨合期，彼此相处还比较陌生，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地域间的冲突在中国其它省份之间也同样存在，并非台湾所独有。在二二八事件中出现殴打外省人的事件，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因腐败和施政的问题导致民众强烈的不满，当民众无法和政府对抗时，满腔的愤怒便从针对强势的官僚转移到了弱势的外省人，一些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跟随暴动的洪流也一并将国民党的统治视为“外省人”的统治。因此“打倒贪官污吏”并演变成为“打倒外省人”，本来这是无关省籍问题的阶级冲突，让所有无辜的外省人替国民党的暴政背了黑锅。历史学家胡雪姬说：“外省人之所以惨遭殴打、侮辱、抢劫，甚至丧失了生命，考其原因乃源于台湾人对政治不清明忍无可忍的一种行动，原本‘报复’的对象应该是有限的贪官污吏，及不守纪律的驻军，而不是广泛的公教人员与善良的百姓，因此行为难免过激”。③ ...................   第三章二二八文学——不断阐释的想象空间........................16 第一节关于生存境遇的历史记忆..........................................17 一、新闻报告的先锋性意义.................................................17 二、小说文本的历史之殇....................................................19 第二节暴力与伤痕的文学想象..............................................21 一、暴力叙事......................................................................22 二、伤痕记忆......................................................................23 三、暴力和伤痕的共同指向——人道关怀..........................24 第三节对精神内在价值的追寻...........................................25 第四章反思：历史的断裂与延续........................................26 第一节历史禁忌与文学想象——质疑和反省......................27 第二节历史与文学叙事——在断裂中的探求......................28 第三节探寻历史真相——二二八文学得与失......................31 ............................   第四章反思:历史的断裂与延续   历史叙事的关键问题是“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因此，历史叙事并不‘再现’其所形容的的事件，它只告诉我们对这些事件应该朝什么方向其思考，并在我们的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情感价值。”因此，在纷繁的二二八叙事中，带着自省或反思精神的创作，既提供了人们认知历史的一个特别的价值维度，也提升了中国文学精神所应有的精神高度。    第一节  历史禁忌与文学想象——质疑和反省  文学在历史事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家应该如何阐释历史事件？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作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而事件过去后，随着政治环境和言说主体意识建构的不断“调适”，“二二八事件”成为了一个言说不尽的文学主题。  二二八事件后，为了缓和矛盾，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二二八的报告中试推卸施政责任，歪曲民众对祖国的认识，夸大中国共产党在事件中的作用。 而一些历史资料则将事件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奸党煽动”，分裂国土的“叛乱”事件，显然当局企图将矛盾引向党派之争，转移民众的视线。解严之后，特别是由李登辉主导的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又被某些怀揣台独政治目的的阴谋家利用，把二二八事件玩弄成其政治竞选的杀手锏，将二二八事件扭曲为“民族矛盾”，将大陆和台湾人民对立起来，强调“省籍矛盾”，“文化冲突”，将国民党来台看成是“外来侵略”等等。 .....................   结论   人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就个体而言，有生活本身的苦难，也有时代的创伤。面对历史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个体生命的悲剧，又该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文学中关于人性的思考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难以追究这复杂历史背后的波澜诡异，只是借助这一历史事件与文学想象的对话来呈现对人文终极意义的思考。  “二二八日渐仪式化，随着世俗化形态的完成，悲剧感也日渐淡薄，逐步走入历史。仪式化的现象固然无法避免，但仪式的举行，仍有其召唤、洗涤、治疗的意义，对受伤的灵魂得以抚慰，使悲情中的人们得以走出历史的阴影，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提醒与警惕。” 将二二八文学放在台湾当代文学整体中来看待，虽然它只是其中的一环，却展现了台湾文学中的复杂认知与情感诉求。二二八事件已经成为历史，而作为文学的书写它还将成为台湾文学叙述中的重要内容。  人群与社会需要一套叙事来作为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基准点。而文学叙事以其特有的或温柔或激情洋溢的戏剧性的方式成为社会公众形成和反思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提出印刷术集体运用作为群体的发展基础，因为印刷术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使得一个群体的记忆得以形成，维系。对一个群体来说，记忆，思想，认同，这是无法推卸的生命之重，有了认同的重量，群体才能够形成，延续，发展。文学叙事提供的恰好是这些关系人群生命与发展的力量。而文学叙事的此一公用又使得我们关注的文学必须还具有反思，探寻真理的维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