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视角下的宋代文学

一、《经籍考·集部》提供的丰富、珍贵、精要、信实的文献资料构成解读宋代文学的史料基础

目录著作总聚群集、部次甲乙，都较为详备、分门别类地反映出文献客观的流传、承变情况。文献是学术的载体，故而后世学者能够从目录著作记载的具体文献入手，探寻学术的流变、承传。《经籍考》是《文献通考》中卷帙最庞大的一部，也是马端临用力最勤的一部。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阐述其辑录体体例时云：“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发表论文代理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俱载焉。”[4]他将史志目录纲要性的提示和私家目录的解题、诸史本传、诸家传记、家传、墓志铭、序跋、题辞、语录、笔记、策对、书信……中的相关内容辑录出来并归属于同一主题之下，再加以删浮汰繁、裁剪打磨，最终成为一套更全面、更完备的解题系统，其文献价值是任何一种资料单独存在时所无法比拟也无法企及的。而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是最为丰富的（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详见表 1）。
由表 1 我们可以看到马端临收列的宋代文献有 778 种，约占《经籍考·集部》收载文献总数的 65%，仅这一个朝代的文献数量即超过唐、五代和以前各朝文献数量的总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阐述其创作目的是“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论文代理发表，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4]，《经籍考·集部》辑录的丰富的宋代文献资料无疑为我们解读宋代文学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二、《经籍考·集部》融会错综众家之言，展现出宋代文学横向的静态的发展状况

“会通”的史学观是马端临史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他编纂《文献通考》这部目录杰作的出发点和要髓所在。“融会错综”是马端临“会通”史学观的具体表现之一，主要体现“会”的一面。“会”就是融会古今、错综群言，“融会错综”体现的是资料的会通，它发表论文价格是在马端临会通思想的指导下，对流传于世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的会通。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采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5] 519的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6] 394，通过加工组合而形成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震撼人心的典型人物，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浙江的嘴、北京的脸、山西的衣服等单独存在时所无法达到的。《经籍考·集部》在品评人物、作品时，也采取了组合加工的方法，和鲁迅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家之言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其知识结构使得他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他于问题的某一方面也许颇有研究，但另外很多方面可能是他认知的“死角”。《经籍考·集部》辑录众家之言，取其精华而存之，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死角”的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借鉴参考价值。如果我们把《经籍考·集部》看作是一片静寂辽阔的苍穹，则其中相对独立的解题便是无数颗晶莹透亮的星星，星星点点的勾连则又组成勺子、雄狮、蝎子、双鱼等美妙的图案。我们不仅看到了每颗“星”所发射出的光芒，更能捕捉到蕴含于其中的点和点的完美结合体。最终无论是“点”，或者是由点构成的“面”，都将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鉴证，这也正是《经籍考·集部》的价值所在。
比如对西昆体的描述，杨文公《刀笔》十卷马氏辑《古今诗话》曰：“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7] 1399首先指明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及其渊源所自。《李义山集》三卷马氏引《诗话》曰：“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7] 1613由此则知“西昆体”在宗法李义山诗风的同时，进一步向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这个方向发展了。马氏又辑《东斋纪事》曰：“夏英公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7] 1399，此语最为准确而生动；再如刘筠“为人不苟合，学问闳博，文章以理为宗，辞尚致密，尤工篇咏，能侔揣情状，音调凄丽。自景德以来，与杨亿以文章齐名，号为‘杨刘’，天下宗之”[7] 1401；还如夏竦“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为诗巧丽，皆‘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类”[7] 1410。从这些解题我们可以看到西昆体之势可谓铺天盖地，而将“杨亿、刘筠、李宗谔、晁某（注：指晁元献）、钱惟演及当时同馆十五人唱和诗，凡二百四十七章”[7] 1777编成《西昆酬唱集》后，“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7] 1777，这个时期的文坛开始被“西昆体”论卑而气弱的文风所主宰。

三、《经籍考·集部》原始要终，因仍会通，勾勒出宋代文学纵向的流动的发展脉络

“原始要终”是马端临“会通”史学观的又一具体表现。“融会错综”主要反映“会”的一面，“原始要终”则更侧重于表现“通”的一面。“融会错综”是为了“原始要终”，是为了探寻“因仍会通”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会”是“通”的基础，“通”是“会”的升华。
如果将《经籍考·集部》辑录的各种文献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可以构成静态的文学史的一个“面”。《经籍考·集部》可以分割成无数个小的解题系统，每个小的解题系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具体的“面”，它们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其核心都是一个字———“人”。马端临辑录众家之言所要揭示的就是这个“人”的生平、性格、风格、成败及作品版本、流传等，都是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人而展开的。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一种全封闭的模式出现。这就决定了这些以“人”为核心的解题系统在某个范围内必然会有交叉点：或是因亲缘关系、或是因文风相近、或是因旨意对立、或是因师承关系……总之，这些解题系统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其中一些交叉点勾连起来，则一个相对具体的“面”便树立起来。另外，构成每一个“面”的“点”同时又和另外一些散见的“点”构成另一个“面”。如此“点”与“面”、“面”与“面”之间便连环扣似的组合在一起。细究其解题，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实际已包蕴其中。这也正是马端临所要推寻的“因仍会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