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两汉时期的文章观念
引言
两汉时期,士人们摆脱了先秦士人普遍持有的述而不著的思想,开始大量写作各体文字作品。“文章”继承先秦时期表示文字作品的内涵,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善、具有重要地位的完整概念。
两汉文章观念的转变和当时士人人生理想由追求立德立功走向追求立言的转变直接相关,这种人生追求的转变又和汉代大一统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两汉时代在中国经历了五百余年的分裂动荡之后(秦朝短暂的统一这里不计),重新走上了统一稳定。这一社会政治上的变化,给士人带来极大的震动,使其人生观及价值观不得不做出调整。在此前的士人人生理想中,建立统一稳定的礼乐“大同”社会是其追求的最高目标。天下一统的汉代可以说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也同时给士人们带来了一个以政治事业为全部的人生追求实现无途的困境。
正是这种一统的社会形势带来的政治功业追求的困境,迫使汉代士人们放弃立德、立功的人生理想,采取退而求其次的人生道路,把人生追求的重心放置在了“立言”之上,从而改变了先秦时期自孔子以来士人一直烙守的述而不著的思想,开创了文章之作走上繁荣的契机。也使先秦时期已经萌芽的文章观念得以完善与充实,形成了一个包括子书、史书、文书笺奏、赋体等各体文字作品在内、以政教功能为基础的重要概念。具体言之,两汉文章观念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汉初中期:从汉初至汉成帝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各体文章作品,如陆贾《新语》、司马迁《史记》、刘安《淮南子》、!贾谊、司马相如、枚乘、枚皋、东方朔等人的辞赋及其它作品。但其文章观念还没有太多自觉的理论上的总结"二是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从西汉成帝至东汉章帝。这一时期各体文章创作更加丰富,在理论上也对文章的内涵、功能、体性作了较为全面的构建与阐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用化文章概念。三是东汉中后期:从东汉和帝至汉献帝建安时期之前"这一时期在维持前期所形成的文章观念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开始显露出重抒情的文章观念的端倪,开启了后来建安时期审美化文章观念兴起的先声。
第一节西汉初中期的文章观念
一西汉初中期促使汉代文章观念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士人心态
西汉初期的统治者由于多不重视文化事业,加之秦朝焚书坑儒之举和秦末战争对文化典籍及儒士的严重破坏,汉武帝之前,包括文章著述在内的汉代的文化事业几乎没有什么成就。至汉武帝才着手大力恢复。《汉书.武帝纪赞>云:“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胭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黝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后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武帝时汉朝国力的强盛已至顶峰,他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己取得辉煌的成就,便有暇顾及思想文化方面的事情,加之武帝自身又格外喜欢辞赋,使文章写作获得了外部的动力。
另一方面,从汉代士人自身情况看,一统的社会环境所引起的士人人生价值观的变化,则形成了汉代文章观念演变的内部动力。
中国社会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余年的分裂动荡之后,重新走上了统一稳定是在秦汉时代,其中秦朝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严酷压制士人,士人们的人生价值观构建几乎没有机会表现出新变的迹象,新的士人人生观的孕育、产生是在汉代。天下一统的社会产生本身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士人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更具有开创新局面的意义。总观中国历史,汉魏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人生价值观完成的时期。士阶层的产生是在周王朝走向衰落,礼乐制度被破坏,社会分裂动荡的东周时期。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形成。混乱而艰难的社会形势,孕育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诸侯割据、政治统治较为松弛、各诸侯国大量需求人才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他们以各自救世之道施行天下,立德、立功的伟大理想。中国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基础,本身具有追求稳定,重视集体利益的思想传统。在被理想化了的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等先贤的榜样指引下,士人们人生价值观的构建都普遍建立在了社会政治事业的追求之上。儒、墨、法、农等诸家救世的途径各异,但目的都是要建立稳定有序的统一社会,即使道家思想最初的目的也是社会大治之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目的还是在“治”上)。儒家思想由于更多继承了士人的政治思想传统,成为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
第二章:三国时期的“文章”观念
引言
三国时期在文学上通常被分为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前后两个阶段。建安是东汉末汉献帝的年号(196一220),这一时期在政治观念中属于汉代,但在文学上则已有自己新的特征形成,后来的三国文学主要是承续建安文学而建设的。正始则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一249)。本文采取文学史上常用的作法,把建安和三国前期的文学划为一个阶段,统称为建安文学,三国后期文学则统称为正始文学。
曹操父子既是建安时期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文学上的领袖,他们酷爱文学、文才,也爱赏有文章才华的士人,能以较为平等、理解的态度对待文人。这种政治环境推动了社会上对文章写作及评论的重视,也形成了文人较为自由的写作心态。在思想上由于汉末社会动乱,儒学衰落,人们对自身生命本质的客观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促成了汉末以来感伤生命短促的思潮。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建安时期文学中崇尚文才、珍重个体情感的风尚。这种风尚之下,产生了大量纯粹抒写个体情感、展现文章才华的文章之作,使文章价值摆脱了对政用功能的完全依附,仅仅是情感与文彩结合的文章已经拥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些创作表明建安时期的文章观念已经突破了汉代以政用为基础的文章观念的藩篱。
第二章三国时期的文章观念......................................................33
引言......................................................33
第一节建安时期“文章”观念发展演进的政治思想背景.....................................34
第二节建安时期“文章”概念的内涵......................................................36
第三节建安时期文人对文章价值的定位......................................................39
第四节正始时期的文章观念......................................................53
小结......................................................58
第三章两晋时期的文章观念......................................................60
引言......................................................60
第一节两晋文章观念演进的政治背景、社会思想和士人心态..................................62
第二节两晋时期“文章”概念的内涵......................................................65
第三节两晋时期文章功能的转变......................................................69
小结......................................................81
结语
上面论述了两汉魏晋时期的文章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大体经过,回头通观这段时期的文章观念,可以说它基本上完成了一个从政教化向审美化发展演变的历程。从先秦时子贡所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在人的文彩之义中透出文字作品含义迹象的文章开始;到汉代逐步形成以政教功能为旨归、体系完备、在社会文化中蔚为一科的文章概念;再到建安至西晋时期一边维持汉代文章概念的理论框架,一边在这个框架内部进行着他们文章观念向抒情审美化方向的演变,形成他们矛盾化却富有灵活性的文章观念;最终走上东晋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文章观念。
陶渊明的文章观念己是纯粹以审美性为主,但在整个两晋时期大的背景中去看,他还是比较特出的现象,而且他也没有太多对其文章观念进行理论表述的兴趣。晋人的文章观念没有完全摆脱政教功能,文章毕竟还是包括所有文字作品在内的一个概念。真正成熟的文章概念出现在稍后的齐梁时期,萧统《文选》中把圣人经典、诸子之作、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及其它杂乱难成篇章之作品一概排除于“文”之外（《文选序》）,缩小文的范围。萧纲“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绎“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毅纷披,宫微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之论，则完全把文章界定在抒情审美之作的范围之内。
主要参考书目：
一、经部:
《十三经注疏》,[清]阮元,中华书局1980年版
《诗经译注》,程俊英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
《周易评注》,唐明邦,中华书局1990年版
《尚书译注》,王世舜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二、史部: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驯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后汉书》,[刘宋]范哗撰、[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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