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政策是政府或政府部门管理公共事务、保障公众基本权益的根本方法和准则，它具有利益选择性、目标指向性、权威约束性、功能多极性、动态发展性等特征。如果公共管理政策出现偏差(或欠科学)，就很容易诱发社会性负面“蝴蝶效应”。因此，我们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 年丰硕成果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公共管理政策的偏差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公共管理政策偏差的表现及危害
1.“大一统”政策与现实需求的偏差。代写论文以金融管理政策为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网点的精简大撤并政策，不仅未使金融机构增加显著的经济效益， 反而削弱了社会效益。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我国县级以下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储金会等金融机构组成的类型比较丰富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业、农民服务的机能比较齐全。但此后从1998 年开始，基金会、储金会实行全面关停，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的机构实行大撤并。到2007 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 万个，比2004 年减少9811 个， 县级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机构的网点数为2.6 万个，比2004 年减少6743 个，全国有286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农村广阔天地的金融服务出现缺失。
2.“诸候政策”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偏差。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局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 利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障碍，破坏市场机制，限制非本地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参与公平竞争。主要表现在：一是限定本地企业、单位或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其中比较突出的产品主要有烟、酒、药品、水泥、煤炭、汽车等，比较突出的领域主要有建筑、保险、医疗等。例如，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街道办事处发文规定，新啤集团为其辖区内铁路局夜市啤酒的惟一经销商，所有摊主只许销售新疆啤酒这一种产品; 湖北汉川市政府办公室发文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养殖场、办事处、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在公务接待中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二是设置壁垒，阻挠和限制外地商品或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抬高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的“门槛”，增加歧视性收费项目，限制本地商业机构销售外地某些产品，设置关卡堵截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市场经济要求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 政府就不要用行政许可的方式去管理，如此越位的“土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共管理可谓是背道而驰。
3.滞后政策与发展现实的偏差。如我国的资源税政策，在各种资源矿产品价格持续高攀的背景下，尽管经过几次调整，但税率仍然过低。据《新华每日电讯》2008 年1月8 日报导， 辽宁省1 吨煤的资源税仅2.8 元，1 吨玉石资源税才5 元。在辽宁省建昌县锰矿的开采成本每吨只有300 元左右，其中上缴的资源税只有6 元。按每吨售价1200 元计，再扣除一些不可预计的费用，矿主可从每吨锰矿中获利800 元左右。产量较高的矿主一年可开采20万吨左右，一年的收入也就可达2 亿元左右。这必然导致过度开采，由此产生资源浪费、生态破坏。
4.执行政策与政策目标的偏差。各类考核和对政绩或业绩的评价目标是对的， 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如同样是GDP， 如果只看其增幅而不问其它指标，肯定会出现短期行为，采用拼资源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贫困陷阱形成、人力资本损失、社会资本缺乏和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减少， 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平加剧， 人们失去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如诚信和互助等等， 进而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削弱以及暴力和社会动荡等等。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国家对种粮采取直补， 但一些地方就虚报实播面积套取补贴资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直呼要以实粮定补;为解决林农增收问题，国家提高和延长了退耕还林补助，但一些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与民争利，先低价租荒山，再造林捞补助，造成一些地方的林农上访。如此等等，不仅偏离了中央的政策目标，而且滋生了新的腐败，损害了政府形象。
5.创新政策与政策综合效力的偏差。情况千变万化，政策必然要与时俱进，否则，会失去生命力而产生一些影响社会进步的负面效应。比如，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 为减少人口压力确实功不可没。但同时要看到，由于没有可变性，由独生子女产生的“421”型家庭结构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研究指出，35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而35 年后这个比例将会倒过来变成1：2。
6.公共事务与非公共管理化的偏差。代写作业公共管理政策的首要特征是公共性。但近年来，有的地方把公益事业、公共事务私有化，在短期内好像是减轻了国家负担，但经过一定时期运行，由于私有化逐利目标至上的严重缺陷，已无法持续“公”事“私”管，反映最突出的是一些地方将城市公交线路卖给私人经营， 在燃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已无法保障它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甚至无以为继，罢工现象屡见不鲜。还有供水问题， 有的地方将水厂私有化管理，其安全性、持续性遭到居民的普遍质疑，曾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后首起被诉事件。
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从而导致社会层次的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公共管理政策的偏差，中国开始出现“因病致贫”、“因教致贫”以及“因房致贫”的现象。
2008 年11 月26 日《新京报》报道，北京一患重病农民为获免费治疗故意抢劫入狱，且属屡犯，其中第一次抢劫是为了筹钱看病被判刑7 年。有的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使政府在经济上变成了具有无限管理职能和强烈利益诉求的经济主体，破坏了市场游戏规则，市场经济主体的运行受到政府行为的严重干扰，阻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与此同时，在必须由政府履行职能的方面严重缺位，成了一个不愿作为、无所作为的管理者，如社会公共设施的严重短缺、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社会公共事业的缺损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没有及时转变职能，导致政府该为的没有作为，不该为的地方却乱作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弱化。对于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学者们分别用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证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旭霞在互联网上就政府公信力问题对网友评论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对政府持“信任”态度的约占20%，持“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另据《小康》研究中心调查，2006-2007 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 分，刚过及格线。“政府信任程度”调查显示,少部分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 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2] 尽管各种类型的调查或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误差，但总的来说，它们反映出一个问题， 即目前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公信力下降的趋势， 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处于较低的位置。
二、造成公共管理政策偏差的原因
1.管理体制问题。现行体制容易形成“诸候经济”，因为体制和管理使各个行政区域都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这种利益的多元格局是由各个单位所占据和把持的资源所决定的， 占据着特定资源的部门和单位为了获取和掠夺利益， 不惜一切手段给自己创造牟利的机会，在现实中形成利益冲突背后的政策冲突。如重庆和南京政府围绕长江“两座老桥梁”的争论就是典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诸侯经济”。
2.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做有限政府，主要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然而，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能不仅没有转变， 反而在急功近利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不讲市场经济秩序，不讲游戏规则，不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片面追求GDP 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如在招商引资方面， 本应该由企业出面洽谈项目、引进投资者的事，却由政府承担，政府与投资者洽谈，政府与投资者讨价还价;在企业经营方面，如果企业特别是外来投资者在经营中遇到什么问题，如银行贷款、税收政策执行等，遇到政府执法部门正常履行执法程序，政府也会立马出面，进行干涉，不顾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企业鞍前马后呵护有加，去年以来大量外资企业外逃已严重反映出招商引资政策的不足。
3.政策参考样本收集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论文代写现实中与行为主体的期望和预定目标不相符合的情况，都可以统称为“问题”。任何一种问题都带有客观的性质，但只有当这些客观性质是普遍存在且不能实现主体的期望并阻碍了主体发展，才能被认定为“问题”，并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样本。如有人买不起房子是客观事实，但众多的百姓都买不起房子就是公共问题。又如，个别学生辍学不能构成公共问题，但辍学的百分比很高就是公共问题。机构冗杂、人浮于事是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弊病，精简人员、撤并机构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如果执行时仅仅以存款作为标准，把盈利作为唯一目标，不考虑公众要求和社会效益、社会责任，将存款低于某一数额的分支机构或网点，不管农村城市“一刀切”，就会造成许多源发性社会问题的出现。
4.利益博弈问题。政策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把各自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因此， 这一过程中就暗含着各种利益冲突，包括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强势集团之间以及与弱势群体利益等的矛盾。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强势利益集团往往充分运用社会资源，或通过新闻媒体，或通过政府官员，或通过专家学者，运用强大的话语权从舆论上和程序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也由于面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压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可能陷入“悲剧性抉择”之中,最终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
三、避免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偏差的几点建议
1.必须使公共管理政策的价值导向科学公正。公共管理政策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制度的设置，矫正社会不公，缓和分配性冲突。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城乡二元格局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背景下，政策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把各自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暗含着各种利益冲突。为避免公共政策造成的偏差， 必须综合和整合公众的意志，体现和代表公众的利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是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在政策设计中， 要重视利益集团的存在并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提高平衡各种利益诉求和整合社会利益的能力，坚持合作共享，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基本点，通过反复的博弈和公正的制度，疏通政策渠道，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博弈非均衡而引起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流失，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垄断，这样才能实现公共管理政策的公平和正义， 才更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必须使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完善透明。公共管理政策作为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分配社会资源的一种措施， 应做到合理公正。公众平等而充分地参与政府决策， 是实现公共管理政策正当性和平衡各种利益的重要前提，公众参与使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被执行主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避免作为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带有暗箱操作的性质。也就是说， 公众参与可以通过对政策制定程序的控制避免政府官员对行政权的滥用。
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参与政府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确保公共政策对民意的有效回应和实现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要建立开放性政策制定模式，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确立公民的政策主体地位，营造宽容———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氛围，同时形成一套有效的维护机制。政府还要通过设计行政听证、信息公开、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制度，以保证立法、决策的科学性，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保证公共管理政策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3.必须跟进对政策和政策执行的评估修正。通过有效的执行评估，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益。一方面是评估政策是否还符合现实发展要求。
如计划生育政策其长期不调整， 在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膨胀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中国生育率的下降要以此为代价， 而且这种代价沉重得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 那么现行政策就有必要作出调整。另一方面是评估政策执行是否科学。如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长期坚持的“撤并机构、减员增效”政策，结果机构撤了，人也少了，放贷权利上收了，但对县域经济特别是“三农”的支持却几乎是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如此政策，值得深深反思并作出及时的调整。
4.必须加强政府及其部门自身的政策能力建设。政策能力包括敏感的政策意识的能力、高屋建瓴的规划政策整体战略的能力以及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而建构这些能力，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宪政制度，改革政府体制和财政体制，改变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塑造民意导向的政府， 让民众和人大代表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志;二是培育社会向着公开化，以协商解决冲突的方向前进; 三是树立在追求社会公正的前提下提升效率的观念，构筑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政府贯彻政策的行为要从空洞的高调和文件宣示下落到具体的对执行机构尤其是非政府、非营利机构的回应和支持。
代写公共管理硕士论文—公共管理政策偏差的危害及对策由论文代写中心代写硕士论文组整理提供，本文就对公共管理政策偏差的表现和危害分析，找出其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更多硕士论文资料请联系（http://www.dxlws.com/sslw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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