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领域中的翻译政治

一、文学领域的翻译政治问题缘起

  任何问题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其产生依托于一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文学领域的翻译政治问题研究放置在一个纵横坐标上进行剖析：一方面做历时性的溯源分析，探究其纵向的理论沿革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做共时性的探讨，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理论语境。通过纵横双向的分析，可以更为切近翻译政治问题研究的实质。西方的翻译研究从古代西塞罗的"解释员演说家"学说到近代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学说，从现代的本雅明的"纯语言"观到当代的硕士生毕业论文格式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中国的翻译研究从古代翻译佛经时道安提到的"五失本三不易"到近代严复倡导的"信达雅"，翻译研究可谓百家争鸣、蔚为大观。那么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到底对传统翻译理论有哪些方面的扬弃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反映社会发展需要和文化诉求呢？

    (一) 翻译研究的嬗变：从文化转向到政治转向
   翻译研究最先始于"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格式;如何译"的直观层面，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文化研究的兴起使翻译研究更加深入微观层面和深层结构，这其间复杂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文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渐趋成熟的双重作用。翻译政治问题的产生也并不是理论家们某一天的突发奇想，这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囿于翻译的标准和技巧层面，对翻译的文化因素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考量。但翻译产生的前提是文化差异，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翻译硕士论文发表格式的最终目的是异质文化得以理解和会通，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隐现或显现着权力关系，从历史或神话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观念的表达。西方关于翻译的最早记载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腓尼基人绑架了两个埃及女祭司，把她们贩卖到希腊和利比亚，当地人不懂她们的语言，加之她们皮肤黝黑，都把她们当成异类。经过很长时间她们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就幵始运用当地语言传授埃及神庙的祭祀方法。可见任何翻译都出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正由于彼此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腓尼基人把埃及女祭司当作异类，通过翻译彼此的文化得到沟通，埃及的宗教信仰得以传播，对腓尼基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深远影响。这种翻译同样存在着政治利害关系，没有翻译时埃及人被斥为异类，埃及文化遭受鄙夷，有了翻译埃及人变得受人景仰，并幵始接受埃及宗教与文化的熏陶。中国关于翻译的最早记载始于硕士论文提纲格式公元一千多年前的周朝，当时已经有了专职的翻译官。
        不同文化在磨合过程中常常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文化发生冲突时常有接受心理上的抵触情绪，正是这些新问题新情况促使带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契机，而传统学科和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文化的广泛交流越来越依赖于翻译，单纯从语言转换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诉求。西方社会震惊世界的奥斯维辛、五月风暴和三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也促使欧美知识分子们警醒——埋在故纸堆里的研究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没有太大意义。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在精神和肉体上带给人类毁灭性的重创，借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多诺的说法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冲击下谈论文学是奢侈的，文学研究不考虑政治维度也是不完整的；1968年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由学生运动开始，演化为整个社会的危机，最后导致政治危机，使欣欣向荣的法国一度陷于瘫痪；在科技高度发展、大部分人都对和平持乐观态度的今天，摄人心魄的事件又再一次地敲响警钟，如果每个人都采用"鸵鸟政策"，避开锋芒而醉心于清高的文学，那文学终有一天会变得一无是处，文学的政治功能也不是依赖一点"鸵鸟政策"就可以使之消弭。当代中国的文学观经历了从政治工具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语境的转换。新中国历史话语开始讲述之初，文学所表征的不是所谓作家个性，而是整个国家的权力意志，所以自由创作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在题材和叙述上都表现得甚为矜持和严肃；与此同时，翻译文学的题材选择和思想导向也是遵从"文学是政治工具"论调的。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的自由创作空间逐渐扩大，例如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兴起都昭示着文学向审美意识形态语境的转换；与此同时翻译文学的题材和叙述也更加自由和宽泛了。当代中国文学观正是经历了这一系列复杂的嬗变，使学者们反观整个过程，开始研究政治因素之于翻译文学究竟有怎样微妙的影响和作用。综上所述,翻译固有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三大政治事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和文化转向的极端演化推动着翻译政治问题探讨的发生，历史不同阶段诱发不同的文学翻译现象，至此翻译的政治问题探讨才真正拥有产生和存在的土壤。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就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才正式发生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1972年发表论文《博梅尔之桥的重建：可译性限度之阐释》，指出诗歌翻译要考虑语言文学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1980年出版专著《翻译学》，指出"译语文化中的翻译"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四大领域之一，倡导将翻译放置在文化语境中考察。文化批评家埃文?佐哈（EvenZoha)在1978年出版专著《历史史学文稿》，提出"多元系统论"，旨在将文学多元系统放置在文化系统中考察，并运用多元系统讨论翻译问题。可见文化意识在翻译研究中逐渐觉醒，从而为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制造了学术舆论。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正式发生文化转向，其标志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合作出版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在论文集的序言响亮地提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这篇名为"普鲁斯特的祖母与一千零一夜：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的序言指出该文集中所收录的所有论文以个案研究的形式阐明了文化转向的宗旨。文化转向一方面推动着翻译研究始关注以往所忽视的语境、历史、政治等众多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也为翻译研究引入一些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扩大了其学科外延。翻译政治研究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对“翻译政治”概念的拷问 ..........................................................12-16
二、翻译政治问题研究的两大重要维度和作用 ..........................................................16-26
    (一) 思想维度：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导向作用 ..........................................................16-23
    (二) 附属性文本对文学翻译的 ..........................................................23-26
三、翻译政治的贡献与 ..........................................................26-33
    (一) 翻译政治问题研究的合理性 ..........................................................26-27
    (二) 翻译政治问题研究的..........................................................27-28
    (三) 翻译政治问题研究的..........................................................28-29
    (四) 警惕误入泛政治化和..........................................................29-33

结语

  "翻译的政治"己经成为文学和翻译学界不可回避的一个新兴名词，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理论的进一步完备，它将给翻译文学研究带来全新的视野。全文通过分析翻译政治问题的形成背景，理清了促使翻译政治问题产生的文化土壤和理论铺垫；通过对思想和方法两大重要维度的深入剖析，明确了主流意识形态和附属性文本对文学翻译的导向作用；通过批判性反思，客观评价了其贡献和局限性。最终我们得到如下一些结论：第一，翻译并非一项单纯的技术性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融时代性、政治性、历时性为一炉的立体结构。对于文学作品尤其如此，一部文学翻译作品就如同拥有多个侧面的钻石一样，它的语言、思想倾向无不折射着自身所处的时代特色以及政治诉求。翻译工作富有极强的再创造性，例如电脑上再好的翻译软件也仅能完成甲语言到乙语言的机械转换，7lC远无法做成通顺完美的翻译作品，而必须加入人的思想、人的创造才能成就完美。所以完全纯粹、如镜面反射一样的文学翻译作品是不存在的。第二，外国文学的文本解读和文学史编写单以译本为研究对象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长期以来，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均以译本为中心，这种误区使学生无法了解外国文学的真实面貌，它所引导的研究也会失之偏颇。然而译语文学的存在又有必然性，使每个学生都熟练掌握多门外语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由专业人士来完成的外国文学的文本解读及文学史编写就应该增加这样一个层面和视野：译本和原文有什么区别？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样的分析文本解读将变得更为全面和真实。第三，翻译政治研究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备，要警惕误入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歧途。随着翻译政治研究的逐渐深入，衍生出翻译的性别政治、暴力政治等诸多方面。但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科学、绝对全面、能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所以在运用翻译政治的理论解释分析翻译作品时，必须警惕误入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误区。第四，翻译家有责任再现和保留翻译原作风格，又兼顾读者的语言文化和习惯。虽然说完全纯粹、如镜面反射一样的文学翻译作品是不存在的，但尽量不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尽量保留文学作品的原貌是每个翻译家的义务和责任。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能否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是一旦它的存在阻碍了原文的表达，应该尽量以尊重原文为宜，因为这才能达成译介外国文学的初衷，真正了解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