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
史家大都同意从宇宙论入手来探讨董仲舒乃至整个汉代思想的特质。从文论的角度来说,寻找文学本源,给文学的合理性寻找坚实的永恒原则的基础的努力也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原始形态的路途。如何要寻找到真正的本源,必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一是首先要确定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原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贤良对策一》)。二是要建立起这个永恒原则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即是所谓的”天人交感”.第一个问题董仲舒开始建立了全面宇宙论解释模式,第二个问题加入了他特有的人性论内容成为感应论。
《西京杂记·卷二》讲道:’.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神秘的现象是否可以象征着董仲舒是在对一种超出于直接经验的存在的感召下而进行的自己的思想呢?而他的确开始在进行着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思考。
在先秦诸子那里,很少有某种系统的宇宙论的模式的影响。虽然在《易传》中已有了一种从神圣的本原来思考问题的倾向”《象》日:《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二野,享、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得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象》曰:《贵》’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彼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之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突出的正是一种在经验界之上”天”的宰制作用。易学时中国诗学的滋养正可以通过这种对”天道”的体认而获得。¹但在大多数先秦的思想文本中,除了《庄子》中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对于永恒原则的关注,º其它诸家基本是从具体的经验原则或实际的策略需要出发来阐明自己的理论。孔子时于用”性与天道”的沉默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态度,更主要的是对于从抽象原则出发来思考问题这种方法的否定。孔子诗学从来都不是根据某种形上原则来对诗的思考,他的解诗仍然按照着”达政专对”的思路在考虑如何使诗的实际政治功能发挥出来。孟子把诗看作是古代遗产的化石,想要从中看到一种在他看来是真实的历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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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
(1):宇宙论
(2):人性论
从宇宙论的永恒原则的建立到对于自然人事诸现象的一元论阐释是天人感应理论的个重要前提,但在具体的理论思索中还应该有一个环节应该加以解决,那就是永恒原则本身是如何作用于个体的人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人为什么需要这种永恒原则;第二,永恒原则为什么会作用于人。这其中就涉及一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第二个前提,人性论。
《贤良对策》中武帝急切盼望得到解决的实现实际问题一是统治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有效的统治方法问题,前者问及的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后者则是问道:“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伤?”
(《贤良对策一》)董仲舒用宇宙论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对于第二点,他的回答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从政策上强调教化的重要,“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各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至也。”其次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要厉行教化,“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最后在武帝的一再逼问下提出了一个完全是行政性的教化改革方案:“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可以看出,行政性的策略不是董仲舒的本意所在,因为最终他只是无奈地强调行政不是他的职责:“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巨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那么他为什么会非常注意到教化的内容,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联系到董仲舒的整个理论体系,可以发现教化问题所体现出的人性论内容是其宇宙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帝在制语中问道:“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中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董仲舒的回答是:“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若人之欲也。
或天或寿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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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l):宇宙论......................1-10页
二、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2):人性论..................11-15页
三、天人感应论的对象:政治哲学..........................1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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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对于汉代宇宙论部分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不仅是今文经学,甚至刘安这样的体制外思想家也面对着这样一种客体化,实在化的理念论。因此,汉代文论中文学本原的追溯也必定是实体化的,甚至在后来,不论刘彦和怎样强调神思与体性的高妙,“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落脚点一定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不论曹圣怎样认为“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神秘性,他还是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种看起来是纯文学殿堂里不和谐的政治音符的东西其实正是理解传统文论的关键所在。甚至在明清文论中逐渐突出的“唯情主义”倾向中,“情”也被实体化,现实化了,“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不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素王精神实体性的理念,这种在西汉开始形成的观念,已开中国式文论基本理路的先河,它代表着一个空位,一个已被决定而又需要不断被阐释的目标点,构成了中国文论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仅树立起一个空位与方向是不够的,董仲舒下面要考虑的是怎样解决常道与变革之间的平衡问题,这是在阅读经典时必须要面对的所谓。正变问题,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较为具有操作性的模式。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二:其一,指出西汉前期思想特殊的理论前提,说明其与先秦时代不同的特质,以此为例表明思想史的非线性因果序列。其二,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出发明确这一时期理论前提的主要内容:宇宙论与人性论,分别考察这两个前提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作用,进而指出这一特殊的前提的真实对象:政治哲学,以及这种思想对象的性质如何决定了这一时期文论的具体展开。从而使我们认清在西汉前期文论中是由政治因素构成了其核心内容,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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