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路径依赖在后现代管理理论中的

 毕业论文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倡导的路径依赖理论,主要研究系统演化历史对系统当前状态的作用与影响,后现代管理思潮则是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对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反思。二者虽然一个处于经济学领域,一个处于管理学领域,但却有着共同的后牛顿体系范式背景,都强调有限理性和未来状态的不可预测及历史的不可复制。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后现代管理思潮,可使我们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文网

[关键词]路径依赖;后现代管理;报酬递增;非理性

• 路径依赖理论简介

道格拉斯·诺思在对制度及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开创性地使用了路径依赖理论。此后,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路径依赖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制度变迁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其原因是: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人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在制度经济学之外,路径依赖理论在对技术进步的分析上应用最多,成果最丰。布赖恩·阿瑟(W·B·Arthur)在其中的贡献尤其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报酬递增对经济系统运转的重要意义,并明确用数学模型了在报酬递增的环境下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性。

他指出,由于报酬递增的存在,导致了高科技企业集中在硅谷、VHS录像带战胜了Beta录像带、QWERTY键盘的市场先占与独占等现象的出现。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就像下棋一样,当采取了某一步骤之后,就会影响到以后所采取的若干步骤及其后果。这就是路径依赖现象。导致路径依赖出现的重要因素是报酬递增的存在。在不同的收益变化区域中,对历史的解释是不同的。在收益不变和收益递减系统中,经济体的进化所反映的仅仅是天赋和人们的选择、偏好等等,微小的历史事件无法改变确定的结果。然而,在收益递增系统中,收益递增将放大经济过程中历史事件的影响,使得路径的选择结果敏感地依赖于这些事件。在这里,历史不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确定结果的时间载体,而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原因。

因此,路径依赖具有实现条件上的报酬递增,对初始条件的敏感,对历史的记忆等特征。在诺思和阿瑟看来,路径依赖还具有不可预测性,多重均衡、锁定、潜在非效率的特点。多重均衡,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方案,在系统演进之前对结果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锁定(lock in),即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潜在非效率,即由于收益递增机制和其他因素阻止人们对其他方案的利用开发和动态认识,从而使陷入闭锁状态的方案并非最优。路径依赖使事件锁定在多重均衡结果中的一种,至于究竟是哪一种结果,则是无法预测的,这种结果可能是非效率或低效率的。

• 后现代管理思潮的特征

后现代(postmodern)主义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艺术、建筑和文化等领域兴起的思潮,它分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主张复兴传统要素和技术。后现代主义反对和否定现代主义,其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理性,它尤其反对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观念。

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观念是以“宏伟叙事”为支撑的,宏伟叙事指的是一个由先验的理念确定的某一话语叙事体系,这一体系试图借助先验理念来获得叙述的合法性,同时在宣布自身合法化的同时宣布其他话语、其他规则的非法化并予以排斥,从而获得同质化的认识律令和道德律令。J·F·利奥塔(J·F·Lyotard,1979)对“宏伟叙事”的批判动摇了黑格尔基于绝对理性所构成的现代主义的根基,并由此而奠定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地位。后现代主义是天生的平等派、天生的自由派、天生的多元主义者,它不承认主流、主导,只承认差异、断裂,它强调”碎片化”,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相对性,认为每一个碎片都有它的不同质性、特殊性,而不能用一个先验于这一碎片的观念来统摄它。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一种超现实的本质存在,没有一种绝对的中心存在,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失去立足之地。后现代管理思潮的兴起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管理学开始的。后现代管理思潮也否定构成现代管理理论基础的“宏伟叙事”,向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发起挑战,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否定。现代管理学的起点被视为是理性主义的,它注重职能的研究和管理的理性面,希望管理学能够步入“精密科学”的圣殿,而忽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方面,他们或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多样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的探索视为异端邪说,或将这些探讨看作是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对管理学的干扰,而管理本身是不应该有这些干扰的。后现代管理思潮则正好与此相反,其起点是从管理的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方面入手的,它力图从管理思想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想解决管理的基础问题。

后现代管理思潮所表达的这一信息表明,西方管理理论虽经近百年的发展和完善,历经了由“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管理理论学派林立阶段而演进到现在的“现代管理”阶段,它似乎已经进入“精密科学”圣殿的完美境地,然而,它却仍然面临着基点不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整个管理理论大厦出现了倾斜。现代管理理性主义的观点在今天受到了大多数管理学者的质疑,“理性主义的那套方法把本应是生动活泼形式中的活生生的成份给抽象掉了。……在我们看来,老的理性是与泰罗的科学管理学派一脉相通的,它们已经不是一种有用的学说了”。

管理的普遍主义原则被认为来源于现代管理理论中虚拟的“宏伟叙事”。现代管理学用“合法性宏伟叙事”来解释历史,其使命是讲述一个关于整个人类的管理故事,故被称之为“宏伟叙事”。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所持的管理的普遍主义也予以否定。利奥塔指出,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类似于管理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已经完成了使命。他认为,后现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社会结合”,它是一张由零散的线编织而成的网,没有任何一根线可以把所有的线串起来。个人是这张网中的交结点,但是,交结点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例如,在后现代社会组织中,人们同时生活在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层面,公司雇员也可能持有大公司的股份,资产的持有者也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一种商品的消费者可能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

人的社会身份因时因地而不同,更何况人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是具有不同角色冲突的个体。所以,管理的普遍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显得空泛和远离实际。更为重要的是,管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管理主体代表权力的本质,对于处在组织边缘的群体来说,普遍性的管理很可能是压迫性的。因此,后现代管理思潮呼吁管理的多元化和对个别群体的容忍。斯图尔特·克雷纳指出:“新的视野产生出更远大的抱负。一种新管理思想不再局限于改变一个特定工作的某一方面,而是更多的改变世界。”

• 后现代管理思潮与路径依赖理论的共通之处

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经典科学的目标是把自然现象最终分解为基本单元之间受某种自然规律支配而产生的某种作用。用拉普拉斯的观念可以表达为:若已知各质点的坐标和动量,就能够预测宇宙在任何时间的状态。在拉普拉斯等人看来,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简单的、明晰的、线性的,从而宇宙也是规则的、可预测的。这种世界图景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个世纪,结果导致人们对绝对理性预测和人为控制的热衷。

20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尤其是之后的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一些革命性进展,动摇了以笛卡儿机械论和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在新的范式里,世界不再是静态、线性、机械和精确可测的,而是演化、非线性、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和非理性成分不再被看作规律外的特殊情况。这种变革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径依赖理论就是其中代表性的思想;同时,这种新的世界观反映到管理学领域,便与后现代主义相融合,形成了后现代管理思潮。可以说,后现代管理思潮和路径依赖理论在世界观的选择上都属于后牛顿范式,都体现了对系统存在的、偶然决定的、无绝对标准的世界的深刻理解,这是二者最根本的相通之处。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一般均衡理论的成功,均衡分析即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主流。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各经济行为主体(厂商、消费者等)为实现自身目标最优化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供求等各方面力量平衡的特殊状态———均衡。系统的演化模式被描述为逐渐趋近并达到均衡状态,在外界扰动下,系统演化在均衡附近波动,或准静态地转移到新条件下实现其稳定均衡。

这一理论框架很好地解决了系统在均衡附近的演化行为问题,并形成了公理化、形式化的严格逻辑体系。但是,它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机械的,依然属于牛顿范式的科学体系,它无法描述和解释系统达到均衡以及远离均衡的复杂非平衡动态过程;而且现实经济早已超出一般均衡的范围,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东亚经济先快速起飞后又迅速陷入停滞等现实,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对这种非均衡演化现象做出解释和说明。建立在均衡稳定、决定性等物理学理论基础上的旧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被建立在结构、特有形式、自组织、生命周期等生物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经济学所取代。

因此,具有后现代特性的路径依赖理论便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被频频应用于解释经济演化问题。路径依赖理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关键在于正反馈机制的作用。正反馈机制在经济领域内集中表现为报酬递增。布赖恩·阿瑟在对技术进步的分析中认为,报酬递增机制仅仅存在于市场占有率与消费者的选择这二者之间。

而诺思在论述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中指出,报酬递增可以由网络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或大规模固定成本带来。这些效应只能在多元素间的关联中存在。这些元素相互关联便构成系统,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内正反馈机制作用可以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内部出现自组织。这种系统就是耗散结构。大部分耗散结构的自组织行为是路径依赖的,同时,大部分路径依赖现象也属于自组织的范畴。在表现特征上,耗散结构与路径依赖一样,都使系统熵减少;路径依赖与耗散结构一样,使系统的发展与历史相关。可以说,路径依赖理论不仅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相关,而且它更是由20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阐发衍生出的一个经济概念。由此可以看出,报酬递增、演化、系统、耗散结构、自组织等概念是路径依赖理论的理论基础,而牛顿机械论范式中却不存在这样的概念。

牛顿机械论的特点是假定元素无论处在复合体内部还是其外部,其特性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把要素在孤立状态中已知的特征和行为累加就可以得出复合体的特征。而在系统的世界观中,反馈使得一个要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不能从各个孤立部分概括出整体的行为,必须从各种系统的关系和层次性上理解各部分的行为。正是因为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在系统演化初始阶段的某一微小波动或涨落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决定系统最终落入状态的关键因素,系统的最终状态存在多重均衡,我们几乎不可能在系统演化初期就给出未来状态的精确预言。

这一观点与后现代管理思潮对世界的把握如出一辙。爱尔兰后现代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指出:“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开始动摇,未来的形态就掌握在我们这些雕塑者手中,我们为自己而雕塑未来。只有一句预言能够站得住脚,那就是———没有一句能够站得住脚的预言。”后现代主义者是站在非理性的立场来说这番话的,在他们眼中,理性是有限的,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因而在管理上我们不可能对未来进行完全的预测和控制。在工业时代,牛顿科学和”科学化”管理保证了规则、预测和效率,并使一种长时期的计划成为可能。然而,新技术的涌现、市场一体化、国际化的加剧、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产品品种的多样化,使得受传统牛顿力学支配的僵化的等级结构模式不能再满足已发生变化的现实世界的需要,传统企业信息的高度集中和自上而下的缓慢的单向传播模式导致了信息终端组织功能的严重僵化,公司的商务活动超出了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范围。

从企业内部来看,信息扩散速度的加快、工作紧张程度的加剧、协作关系的日益密切使企业管理突破了企业传统决策模式的界限。从外部环境来看,企业与环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企业的核心生产组织由原来的”小而全”转变成现在的虚拟企业,形成由分销商、供应商、社团组织、生态环境等互相交织和不可分割的严密的生产网络体系。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世界,如果还停留在通过抽象出简单的模型或者运用简单的方法(如线性方法)与简单思维(如单纯优化的思想)这种牛顿范式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最终只会以失效结束。因为在数学上,线性方程和非线性方程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个线性方程满足叠加原理,但非线性方程不再满足这一原理,因此必须整个地考虑非线性的经济管理问题,而不能指望仅仅用简单的线性模型来近似或迭代。

总之,变化的环境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思维模式,它促使后现代管理思潮应时而生。对过程敏感的后现代管理思潮要改变的正是传统牛顿力学所具有的那种线性的、静止的和机械的思维风格。后现代管理思潮将组织视作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结构,在新的视角下,实体成为第二性的,而过程促成了实体的产生和持续的存在。于是,对连贯性、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让位于关系、混乱和不确定性的变化的研究。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参与、保持和分开的过程的关注与探索,从而取代了在现代主义中所发现的假设世界。

在后现代管理思潮的视野中,目标的概念被“过程”所代替,所有的事物都是流动的,都存在于一个形成、变化和消亡的连续过程中,每个期限的时刻都连接了前一个时刻,并在过程的各个阶段组成一个新的和绝不重复的事件。这即是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思想:系统当下状态与系统演化历史相关。在这种理论视野中,战略对于未来不是递进性步骤,而是要求一个长期的设想,战略管理的目的是减少意外的程度,增加可预测性的程度,从而提高那些高层人士控制其组织的长期目标的能力。

这种注重组织过程的新视角,通过对战略制定过程的分析,突出了预测、思考和情景规划的智力过程的重要性,而战略目标和结果则成为第二位的。正如皮特·富兰克林所指出的,“当我们沿着我们的战略路线行进时,我们对改变我们步伐和最后的方向保持着非常的敏感,因为新的事情和出乎意料的未来使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评价和重新策划我们的未来目的地;世界不是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反映的,它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一个了解怎么安排和组织了这个世界的意愿的过程”。

• 路径依赖理论在后现代管理运用中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路径依赖理论与后现代管理思潮在相同的思维框架下具有以下相同的特征:1.不偏重均衡、稳定分析法,强调的是非均衡和变化;2.认为未来并非是由必然而是由偶然决定的,预测基本无效;3.强调有限理性,弱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4.强调过程(历史)的重要性。

由于二者自身特征的相似,因而路径依赖理期给后现代管理带来有益的启示。首先,按照W·B·Arthur(1989)对路径依赖的定义,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次序无法以100%的概率实现同一种结果,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是路径依赖的。通俗地说,就是不能每次重复进行同一过程都导致同一结果,刻意模仿不一定能复制成功。可以说,管理具有强个案性和弱普适性的特征。教科书上的案例并不完全具有样板的功能,而只可作为参考。每个具体的公司都有自己具体的生存环境,自己独特而不可被取替的发展历史,自己特有而不可被复制的企业文化,要进行学习是存在许多潜在障碍的。管理的成功与失败有时并不是理性范围内可以解释的,未来不具有精确的可预测性,最终状态落入哪一种结局往往由初始时的偶然因素所决定,因此在临界点上的决策往往更是一种艺术而不完全是科学,非理性因素在其中占据重要席位,企业家的直觉、经验和冲动性判断有时胜过周密的调查和数据充斥的分析报告。

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资源。事实证明,采用同一种管理理念、方法、手段的不同企业,有的最终日益壮大跨入巨头行列,有的瞬间经营失败甚至破产解体。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只是那些成功的案例,失败者被历史遗忘,无从进入我们的视野。其结果是,我们现存的管理理论从一开始就是被选择的,我们面临的是一套宣布自身合法而排他的“宏伟叙事”。即使是对失败案例的探讨,也不过是找出几个符合逻辑同时又符合现存管理理论的解释而已,不再深入思考符合逻辑是否就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不断反思成为不可或缺的学习步骤,同时也是创新的源泉。

在后现代管理中,学习与创新密不可分,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其次,在后现代管理中,学习不应该再是对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更应该是调整自身组织和行为,以使之适应自身所处环境的一种持续性行为。要加强组织的学习,就要把组织当作生命体,随时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当组织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要能迅速做出适当反应和调整,以使组织适应新的环境。这就要求组织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决策结构、动力结构、信息结构不是僵化的而是随时可变的。由路径依赖理论可以知道,当企业陷入某种路径时,企业的历史对企业影响很大,企业当下的状态是其历史的函数。

如果企业处于逐渐与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合拍的过程中,则可以不去人为加以干涉,任其沿袭原有路径发展;但同时为避免环境发生变化,亦不可让组织或管理系统长久不变地停滞在某种状态,这有可能导致学习能力的丧失,对环境变化的麻木,继而被“锁定”在潜在的非效率状态而不能自拔。在经济学中,路径依赖大多数情况下被看作是一个“不好”的词汇,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试图给出避免路径依赖、退出锁定机制的途径。在无绝对标准的后现代管理时代,为避免出现有害的路径依赖现象,行之有效的方法只能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可塑性,在变化与不断试错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积累提升专属于自身的管理理念与内涵,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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